这信去后半年光景，朱先生从英国庆子赔款委员会里每月拨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直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发生止，总算支持住了。

　　这年秋天，姜绍谟先生来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和我一起住，因为我有家眷的，要我替他掩护掩护。十二月里，汪精卫已在愚园路六六号，和日本派来的某某商结卖国“协定”了；起初是陶希圣、高宗武帮助汪精卫在搞的，后来把陈公博从香港找得来，姜先生请我去找一下公博，因为他是北大学生，而且还听我的课的，我自然“义不容辞”，托人约公博谈了一次；他对我说：“我和汪先生虽然同样主张和平，但是，我不主张有行动，更不愿汪先生上台；现在，商结‘协定’，对方压迫得很厉害，我在尽量地减轻损失”，并且具体的举了些事实，我现在记不得了；他问我舆论怎样？我说：“和平是大家希望的，但是也不愿意‘瓦全’的和平。”他点点头，最后他说；“我和汪先生关系太深了，如果，他竟要上台，我只有牺牲了，那时，还要师友来帮忙。”我说：“我还是劝你不出来吧，我呢，早决定不出来。”就此握手而别。

　　过了两日，我写了三首诗，托人交给他，如今也写在下面；

　　我爱当年陈白沙，静中修养茁萌芽。（公博广东人，他在北大听我的课，和谭平山坐在一块儿，安静不过，他们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也“不露头角”。）已成桃李垂行畔，更作瑚琏蔚国华。一时官柳摇金佩，三载乌衣驻玉车。卓荦声名吾党健，还须珍重向无涯。

　　立齐立楚（张邦昌刘豫）竟何如？为帝为臣止自娱。讨贼使来侵岷廓。连横约就背商於。可使智囊蒙五鼎？愿将慧剑斩千狐。明朝我舣春江侧，同狎鸥波倒玉壶。

　　一椎博浪骇秦皇，三户居然殪虎狼。莫道书生无大业，早将奇 创司常。龙象已嗟回短命（胡汉民先生），蔺廉能使赵延亡。汪伦本是多情侣，出处还相细细商。

　　第三首还叫公博去劝汪精卫，然而事实已早定，我也不过尽心而已。二十九年二月我有诗三首，就为汪精卫做的，写在下面：

　　垂老闻将割燕云，更输岁币更监殷。连横计就秦为长，和议称臣构署文。

　　不师沫请归侵地，不学汪锜作国神。降表独修归命急，降王长已属他人。

　　匹失犒敌有弦商，擅结盟书史未尝。欲起宣尼问书法，春秋何例比刑章？

　　此后就和公博没有往还，他叫人和我说，要来看我，我谢了他，直到胜利的前一年（三十三年）阴历元旦，他忽然冒雨来了，我是“门无门焉者”，他一径进了客堂，才和他又见一面，我向他问了些情形，告诉他些“人民疾苦”，劝了他些及早日头的话，他走了，我又给他一封信，如今又写在下面：

　　日者，瑶轩纡道，辱慰朽衰；积愫相倾，未空十一，区区愚衷，谅要曲鉴。鸡鸣不已，明夷待期；止衣冠于涂炭；起织耕于 沈；使《小雅》之忧，不见于咏叹；南山之石，可勒其 勤：则瀛王枉道，犹得恕于宋儒；狄相忘身，竟表忠乎唐室。伦虽藏踪人海，久绝尘缘，耿耿方寸，惟在国民。与兄弦歌一夕，期致千秋。重以眷旧，辄被隆情。报德以德，徒誓如江。用据古谊，贡此私怀。尚照丹忱，副兹襟望。

　　这年四月，是我六十岁的“初度”，我写我生平经历的大概，就此结束。我从得了神经衰弱病以后，记忆力日差，所以对于自身经历的事情，许多仅仅记得大概，上面写的恐怕还有颠倒错乱，将来再修正吧。

　　注1　周赤忱名承菼，海宁人；故求是书院学生。辛亥浙江省会光复之日，赤忱曾为都督一日。余因询其何以此一日中都督三易？赤忱日：“实一易耳。”因日：“初，余任一标标统，家板儿巷；朱介人（瑞）代理二标标统，居福禄巷；相距颇近。一日，陈英士向上海来，在介人家食蟹，邀余往与；英士力主革命，余以与英士初面，而介人家屋窄，并卒与人皆伺于窗外，不得深言，持重而已。及武昌事发，余方请假成婚，甫八日；闻讯，即电询萧统制，应否销假。萧趋余归，遂谒巡抚增韫；报告销假。余时例着军服，且佩刀，增召见来即战栗。盖以余予假未满，惧有故也。余自与英士谈后，即阴持将校，特别训练，有所鼓励。至是，将校即欲响应，而以格于军制，未敢径言于余，为由教官某以陈意；余因指示方略，以待机缘。及上海发难，褚慧僧（辅成）持上海同人意旨来，余即与王文叔、顾子才、徐允中定谋，攻巡抚署，执增韫。事定而突见有都督童伯吹之告示，部下哗然，即扯去之。所由燃者，以余非同盟会，而事起仓卒，众意无准耳。此事实也，然亦不必论是非耳。”

　　注2　二十五年春天或者再迟些，中国哲学会在北平开年会，适之演讲他的“乡先生”程绵庄的学说。程先生固然是清朝“儒林”中的人物（颜玄李塨一派），但近时学者们对他的著作能够看到的已少，连晓得他的名宇也不多。哲学会演题是要有讨论性的；适之只证明程先生是颜李的弟子，是个实用派，说他的学说根据《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随后就批评了周敦颐、程颖、程颐等一顿，适之的意思在表彰程先生学说有创造性的。把一个人的哲学，只简单叙述一下，又只是一位姓名不大有人晓得的哲学家，那只是寻常的演讲，叫人只是接受没法讨论的；他说完了，照例有十分钟的讨论，却没有人提出问题。其实也真提不出问题，我算是在北大担任理学讲座的，还晓得程绵庄这个人，也读过周、程、颜、李的书，我便申说了程先生（绵庄）的学说在周程学说里已包含着，周、程的学说也不是完全不讲实用的，听讲的人差不多都回头向我看，适之却没有答复。这件事是打落了他的“纱帽翼子”，可能因此不满意我。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写完

　　校后记

　　象这样平常的我，绝对没有把“生平事迹”写出来的必要；而且我曾在我的日记上写着我死以后把我的遗体烧得一干二净，不要有丝毫玷污了世界；那末，还可以留着这样平常的“生平事迹”来费纸墨？所以在三年以前，有一位青年朋友，劝我写一篇“自传”，我只是谢谢他的好意。

　　今年又有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写一篇关于我的革命工作，我虽然参加过革命工作，但是革命阵线上的一个小卒，还不曾做过行阵工作，有什么好写？而且在国民的天职上，也不能“自诩有功”，我还常常自己觉得对人民说起来，是一个罪人，因为革命不曾带给了他们些微的快乐。所以也再三地辞了。

　　可是，这位朋友仍是再三地逼我写，因为要拿去补充补充他编的刊物上的篇幅，因此，终究写了一篇《我在十八岁以后》，因为我曾写过一篇《我在十八岁以前》；在我写《我在十八岁以前》的时候，并非为写“自传”的“楔子”，因为叫我写文章的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刊物——《中学生》，就把我做中学生的经过写出来，补充他的篇幅，实在是一时找不着题目的办法，不想惹起了麻烦。

　　我写好了《我在十八岁以后》，那种刊物上登了一半，便停版了，有几家出版社便来要求代为出版，终究答应了生活书店，也便把《我在十八岁以前》合并在里面，叫他做《我在六十岁以前》。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过去，可以自信的还在做人，总算十不离九，此外算读书还勤的；可是，学问的成就也微细得可怜。本想时世太平，有“补读十年书”的福气，再得成就多些；不想胜利到来，偏又把我驱上民主运动的队伍里，一忽儿快要两年了，一本书也不能从头到尾看他一遍，觉得对于人民并未见得有益，对于自己，怕就此封住了学问上的进步；而微细得可怜的一些成就，这里并未说到，这原不是“自传”。

　　　　　　　　　　　　　　　　　　　　　　　　　　　　　三十六年五月卅一日于上海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