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谈诗文，喜欢讲“派”讲“体”。能够入某派归某体的，方才能够列入作者之林。所以作者们冠冕堂皇地讲“派”讲“体”，论诗文的书简里，“派别”差不多是个重要论点；而诗题之下往往标明“效某某体”。

　　这些众多的先生们可惜不肯动脑筋！略动一动脑筋，他们必将自惭形秽，避匿不遑，决不敢还是冠冕堂皇地讲“派”讲“体”了。试想压抑自己的情思，强就别人的范围，强制自己的喉舌，摹拟他人的声音，还算得上作者么！

　　旧体的文艺品，具有永久价值的固然不少。可是忘却自惭的先生们偏要跟在背后作鹦鹉，鹦鹉叫嚷得太繁乱了，就觉得人声寂然。因而具有永久价值的旧文艺不免随同遭到些讥谤。这诚然不应该，但也得原谅听厌了鹦鹉的人。

　　新文艺总不至于复蹈故辙吧？我说这句话不免太直觉了。但是我要为自己辩护。新文艺是不满于旧文艺而兴起的，谅来不至于重犯旧文艺的毛病吧，这也是推想中当然的结论。

　　然而事实并不然。我现在只说诗坛，已经有许多鹦鹉羽毛丰满，引吭而鸣了。首创新诗的是胡适之君。跟在后面学胡君的，居然散见于报章杂志，大概是引譬设喻，以见作意，激昂慷慨，以警世众。近来在诗坛独树一帜的是郭沫若君。而追随郭君的又随处可见，大概是赞美宇宙，倡言大爱，叠章重篇，好为豪放。此外如俞平伯君沈玄庐君刘大白君的诗，各有独特的风格，就有成为偶像的资格，足以招来许多鹦鹉。读者如果略一留心现在诗坛，对我的说法谅来会有同感。

　　倘若此风日长，那么中国新诗的前途真可忧虑。少数偶像即使全是成功者，鹦鹉却决无成功之望，诗坛不将太寥落么？

　　我所希望于新诗家的，不是鹦鹉的叫声，而是发自心底的真切的呼声。

　　原载《文学旬刊》第２０期（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原题《对于鹦鹉的箴言》，收入《叶圣陶散文甲集》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