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画界，特别是人物画创作领域，一位学者型的国画家——李也青教授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他的当代人物画形象系列，尤其是他在融汇古今、打通中西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水墨人物画法——水墨石刻，已经在当代国画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好评如潮。李也青1992年进入中国美院刘国辉教授中国人物画高级研讨班深造，现为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在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助理并担任中国人物画创作研究班班长之后，经过两年的刻苦研修，在导师冯远的悉心指导下，李也青教授的水墨人物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质的飞跃。他的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美协等主办的各类大展并陆续获奖，他本人也应邀赴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在美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广州、武汉、上海、济南、合肥、青岛、烟台、金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和联展，其贴近现实、既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又能在艺术上大胆创新的作品得到了创作界和收藏界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喜好。为此，就艺术与创新、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市场以及艺术的雅与俗等问题，我们对民进黄石市委李也青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

　  关于国画艺术与当代创新问题，李也青教授认为，西画长于塑形，国画优于传神。长期以来，以现实题材为主的人物画作品受西方油画写实之风的影响过盛，一直强调和追求素描的功底与逼真的效果。而国画传承千年的写意传神的优良传统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淡忘。因此，多年来，美术界不断提倡复兴“中国写意精神”，加强现代人物画的写意性，注重意象造型，变革过去单一写实的人物画法。近二十年来，在全国性的人物画展中，许多被当代学者称为“伪写意”的国画纷纷入展获奖，其实质还是那种讲究精细刻画、追求高度形似的素描式写实画法。要在人物画上有所创新，全盘吸收西式写实技巧不行，完全沿袭传统写意之趣也过于拟古，必须走中西融合贯通的创新之路。一方面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为基础，一方面重建传统笔墨的神韵和优雅，以创作出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东方审美情韵的当代新意象为旨归。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先生对我的水墨人物画评价道：“既有江浙文人水墨画艺术的学术功底，又能努力更新创作理念，有大胆求新求变，创作实践上走个人强势风格的变革勇气。李也青在深入探究开掘现代艺术造型形式语言与表现手法的同时，也在水墨人物画的意象表现技法方面取得了别具一格、饶有韵味的收获。”我想，冯先生的这种评价正是我多年来坚持融合中西、打通古今、不断创新的结果。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梁江先生说：“对于也青，笔墨和技法运用并不是主要障碍，难题只在于如何从前人和别人的范式中走出，如何找到艺术上的自我，如何凸现他自己的风格特色而已。一个画家，不管怎样寻寻觅觅，到头来还得落实到形式风格和艺术内涵，落实到创造性上面。”的确，对于一个画家而言，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在创新的动力作用下从画界既定的窠臼中自觉退场，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因此，近几年我一直在不停地反复探索、实验一种新的水墨人物画法，目前已经通过多次画展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有评论家将之定名为水墨石刻，即用中国传统的纯水墨的方法来表现汉唐石刻的艺术效果，我觉得这种命名和定位是很恰当的。总体而言，水墨石刻法在造型上强调一种模糊的整体神韵，汲取的是我国古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手法，追求人物形象的神似和动感，着重表现的是那种大气、厚重的整体感与力量感。当然，这里面也必然借鉴和糅合了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造型和构图技法。

　  无疑，这种创新的取向，其出发点还是由于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物画不变革是没有出路的，而要变革就必须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中去汲取精神营养。显然，倡写意、重神韵的传统艺术内蕴正是当代中国人物画所严重缺失的精神元素。于是，我想到可以从汉代石刻那种雄健恢宏的艺术气势中找到弥补。1935年鲁迅先生在给版画家李桦的一封信中写道：“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据我的研究和观察，汉唐石刻艺术重视夸张变形，往往抓住物象最有感染力的动势，以形畅神，不拘细微修饰，构图则十分强调有节奏的形式美，布局疏朗，气象雄浑，内涵言简意赅，概括力很强。这种古朴厚重的石刻美感如果能通过宣纸和水墨笔法表现出来，对于一直以工笔细描为能事的当代人物画无疑是一股新鲜的空气。然而，要在生宣纸上画出具有石刻效果的笔墨形象，除了要求绘画者要有传统的笔墨基本功外，还必须在工具材料、水墨技法上大胆创新。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我终于运用各种综合材料和自创的水墨技巧，在宣纸上画出了一个个石刻般的水墨人物形象。很多专家观后感叹，这是一种能够产生纪念碑式的品质和印象的水墨人物创新，对于表现当代建设社会的工人形象具有很好的艺术感染力。事实上，我的《水墨石刻民工肖像》展出后广受好评，就是缘于这种石雕般的艺术效果能够非常传神地表达出当代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体现的力量感和奉献精神。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镛先生说：“李也青是富有创新意识的画家，最近又在探索独具一格的‘水墨石刻人物’。李也青发现汉代石刻艺术的意象造型和刻画技法，可以与现代水墨人物的写实造型与笔墨技法结合起来，或者说以汉代石刻的意象造型升华现代人物的写实造型，以汉代石刻的刻画技法丰富水墨人物的笔墨语言，创造一种‘石刻味’浓厚的水墨人物画法。……他的‘水墨石刻人物’在人物造型上是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出来的意象造型，借鉴了汉代石刻与西方立体派或表现主义的夸张变形手法，但在‘似与不似之间’仍然倾向于似。”一般而言，要做到王镛先生所说的“似”并不难，难的是“不似而似”。这就需要借助审美变形，在我看来，所谓“审美变形”，实际上就是用西画的造型手段，结合中国画的意象造型观，把对象的形体结构作意象的变形夸张处理，使之更加具有张力和现代感。西画长于“似”，传统国画妙在“不似”，而创作的重心若在“似与不似”之间，在于意象的整体效果，实际上就等于将自由理解与阐释的权利交给了鉴赏者，他既不会像面对西画那样过于坐实地理解，也不会像观看传统国画那样阐释得空泛而不着边际，从而很好地调动了鉴赏者的审美想象力与理解力。此外，一定的审美变形可以在中西艺术之间形成必要的表现张力，适当的变形夸张处理使得审美意象的特定精神内涵更加凸显，而我的水墨石刻人物的艺术价值主要就是凭借意象造型与审美变形来进一步彰显当代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质。

　  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李也青教授说，画家需要以“出世”的胸怀去做“入世”的事情，换言之，对艺术和生活，既要“入乎其内”，亦要“出乎其外”。惟“入乎其内”，才能对生活细节观察得真切，对艺术规律了解得透彻；惟“出乎其外”，方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生活和时代的精神症候，整体性地抓住艺术的全局趣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家卢卡奇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伟大的永恒的现实主义观。同样，在绘画艺术上，我也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手法。我觉得，只有用现实主义的情怀去面对时代和生活，我笔下的水墨人物才能展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导师冯远先生这几年从理论到实践一直都在强调“研究当代人，揭示当代人精神面貌的丰富性以及当代人的种种特征”，他的名画《逐日图》、《我们》等就是这种积极入世情怀的现实主义典范之作。众所周知，人物画题材是最富于现实品格的，它与当代社会和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手法才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当代人的整体精神表征。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父亲》之所以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佳作，就与父亲形象所体现出的厚重现实感和沧桑历史感有直接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晓凌教授说：“在导师冯远的引领下，李也青的绘画完成了从古典世界到当代现实的转变。在新的创作领域，李也青发现，在当代中国画界，回避现实几乎已经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这种对现实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实际上反映出当代国画在思想层面上的虚弱。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李也青愈发体会到现实主义绘画在当代社会中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画家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况的最重要方式，也是在思想层面上逼近当代社会问题内核的唯一手段。因此，转向现实主义创作，不仅是一种艺术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确，选择现实主义既关乎画家的艺术态度，更是画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我并不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那种颠覆和解构一切崇高与理想的趣向，包括某些行为艺术的恶搞方式，但是，我的艺术价值观非常鲜明，那就是画家必须用自己的笔去干预现实、反映现实，讴歌一切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正是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引下，当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并拿起笔画了一批表现汶川抗震救灾的人物画，赢得了业界的一致称赞。早从2004年开始，我画的《沸腾的工地》、《大时代建设者》、《建设者之歌》、《道路在延伸》、《民工肖像系列》等就陆续受到广泛好评，这主要因为这些作品大多以农民工、建筑工人、建设者为主角，用一种气势恢宏的壁画风格和水墨石刻的雕塑感，表现了普通劳动者在这个时代的奉献精神和他们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我坚信，在以写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领域，传统笔墨的抒情性和精神性一定能够在新时代的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传承，东方文化艺术的丰厚内蕴一旦与现实生活和时代人物相结合，也一定能获得新的飞跃与拓展。

　  关于艺术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李也青教授表示，当代国画界有一些不良的创作风气在蔓延，譬如，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对收藏界的喜好不分良莠一味跟风，从根本上颠倒了艺术与市场的本末关系。甚至，不少画家的艺术创作初衷就是“著书都为稻粱谋”，为市场而画，为金钱而画，为赶上市场的趣尚而不停地变换艺术手法，从而失去了自己稳定而成熟的艺术风格，难以产生艺术特征和审美内涵俱佳的经典作品。再譬如，画家被流行趣味或西方的审美观所左右，对后现代艺术没有坚守和信念的疯狂解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从而使得自己的艺术个性完全被流行风尚和西方观念所淹没，结果是传统艺术的神韵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自己的艺术风格也难以有效形成。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坚持艺术第一，市场第二的原则。只有那些扎根于生活的土壤，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立足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进行中西融通的作品，才能最终赢得市场的青睐。甚至，好的艺术是从始至终不考虑市场取向的，市场的选择只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些理念，我才将创作的目光聚集于那些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努力将他们的劳动形象充分表现出来。我坚信，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有市场的，它的市场就是人心，就是时代的共识。

　  最后，就艺术的雅与俗问题，李也青教授指出，随着审美方式多元化时代的来临，艺术的雅与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呈现出模糊而融合的趋向。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雅俗来评判艺术作品质量与品位的优劣。事实上，传统文人画空灵而典雅的意趣正与当代市民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现代艺术浓厚的使命感和时代感也可以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表现出来。长期以来，我始终秉承写实与写意相互糅合、国画与西画互根互通的理念，力争将传统艺术的优雅和神韵在当代人物意象造型中完美地呈现出来。表面看来，我对当代建设者的群像构筑是富于生活的通俗气息的，但其中蕴涵的人物精神和文化旨趣却是优雅而崇高的。也许，艺术的大众性和市场的接受度更容易指向“俗”的元素，但我们需要用“雅”的品格去逐步提升“俗”的内涵和层次。在这方面，那种艺术家必备的人文情操和现实关怀精神就是沟通雅俗的艺术灵魂，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当代建设者形象系列的根本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艺术的大道已在我的眼前展开，我会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责任编辑：张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