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嚷嚷地。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作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依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个，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者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荡，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生帖孟脱的青年心情我却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依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个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象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着，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这因为后来的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点，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是几个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着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写一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作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文，于是，我仿佛是颇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旧不衰，作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经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处中学三处大学作教，教的都是国文；这大半是兼务，正业是书局编辑，连续七年有余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并比，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明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L的警告信，大约说我教那些古旧的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却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为教古旧的文篇便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更不用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末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员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当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的。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所认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那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同大多数的教员一样，知道的太微少了。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