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中国文人自屈原起，就逃不脱遭迫害被流放的命运。他们总是才华横溢但又傲慢自大，他们总是忠君报国却又被贬疏远……流放的道路是遥迢无期的，就像对故土故国故乡故人的思念和牵挂，炊烟一般袅袅缠绕于史籍词章。直到他们完全绝望，日渐单薄的身子骨被熬煎折磨成一管瘦硬的狼毫：直到早年奋扬的斗志和喷薄朝气被仕途的险滩荆棘消磨成一根烛泪流尽的灯盏……拔剑四顾是免不了的，跳江自沉或病卧荒郊也是重叠交错的影像。从屈原，司马迁到陆游、辛弃疾，甚至在文星璀璨的盛唐，李白和杜甫也脱不了惊梦厄运。而柳宗元和刘禹锡即便牵衣拱手，流了若干眼泪，也不得不吟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灌缨”而各奔东西，在南国最寂寞的角落里，办学挖井，修庙种树，然后早早客死异乡。

　　这似乎成了中国文化最冷艳最壮烈的典型景观。到了清朝的曹雪芹，除了凭藉一支秃笔在纸上做“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之外，还能成何“大业”呢?相传北京西山有位名叫“何太虚”的老先生，是个《红楼梦》迷，迷得他丢弃原名，自称“太虚”。他爱说笑话，常说曹雪芹最喜欢孩子，常给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玩具。曹公唯一的爱子由于出天花死于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他本人痛悼异常，又加上饮酒过度死于乾隆27年乙未的除夕之夜，年仅48岁。死后停尸数天，最后用最简陋的四人抬的独龙杠抬出，没有鼓乐，寒酸而葬，乡人多为之洒泪，云云。那个“太虚”先生甚至能指点出哪个墓是曹雪芹的，可惜他也于1966年以前故去了。

　　据舒成勋老先生的《曹雪芹在西山》一书介绍，曹雪芹的祖上是所谓“从龙入关”的满族正白旗的包衣，曹雪芹的高祖曹振，祖父曹寅，以及叔祖曹宣等，都是满族正白旗的参领兼佐领，而且曹家还多次得到宠幸接驾，享受龙恩，曹寅之母还是康熙的皇褓母。“这样的人家被抄后也只有归旗才是唯一的出路。”

　　按照现时的计年方法，曹雪芹在乾隆3年迁居香山时，他已是一个23周岁的青年了。况且他还是入过学的贡生，每月可以从其佐领处领到一笔钱粮，还有亲戚朋友的资助，安分守己的可以蛰居到香山正白旗的旗营里，吟讴花鸟，绘画山川，做一位野鹤闲云式的逍遥之士岂不更好。然而这位执拗的“居士”偏偏要“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偏偏“穷死不当差，饿死不进画苑”。写到这儿，我的眼前似乎能清晰地浮现出当年那个身穿没领的蓝布大褂，脚蹬福字履，腰围白布包袱，包袱里裹着文具纸张的耿介书生，日日游于松林竹丛中，时时歇憩在泉水巨石畔，偶有所思，则席地而坐运笔如飞，晚上回家再偷偷整理，痴痴写他那部惊世奇书。

　　其实这里的旗兵，官吏一直看不惯这种不官不兵，不当差不做民的“勾当”，所以经常向曹雪芹挑衅，白眼相加。总之，没有一人肯赏识他。而且自清初顺治始到乾隆一朝终，文字之祸更迭难数，一字关碍即兴大狱，可以说惨戮严刑，亘古未有。吴兆骞、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谢济世都是冤狱中的重犯。而且曹雪芹一家是吃过官司的，对于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他焉能不灰气不胆寒。也许正是因了这种“非其是而强为其是，非其黑而强为其黑”的皇权霸道，才使年轻的雪芹甘心做一个清贫低下的“处士”，或者自耕自食的隐士，才促使他倾其一生精力，写出那部大胆冒犯的《石头记》来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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