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春节前，我去看望辛笛先生。老诗人已经九十三岁了。　

　　那天早晨，知道我要来，辛笛先生早起坐在客厅里等着。因为堵车，我迟到了一会儿。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是我的大学同学，她为我开门时告诉我，老人等得有点心急了。不过一见面，辛笛先生还是满脸笑容，和我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的热情。　

　　第一次见辛笛，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举办一次诗歌朗诵会，请来了上海的一批名诗人，其中就有辛笛先生。那是197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华东师大大礼堂里人头涌动，座位全坐满了，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只能关上大门。进不来的同学在外面把大门敲得咚咚作响。这时，坐在台上的辛笛先生站起来拿过话筒大声说：“好！好！这是春天的敲门声！开门吧，让门外的同学们都进来！”门打开了，外面的同学蜂拥而入，师大的大礼堂挤满了热爱诗歌的大学生。那天晚上，辛笛先生是最受欢迎的人。他站在台上朗诵了他的一首新作《呵，这儿正是春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老巫婆的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站在一大群年轻人面前，朗诵如此饱含生命活力的诗句，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那天，我是诗歌朗诵会的组织者，也负责接待请来的诗人。辛笛先生见到我时，说他读过我的诗，还说了几句鼓励我的话。不过说实话，那时我对辛笛的诗歌了解得很少，只是在《上海文学》上读到几首他的新作。当时能看到的现代文学史中没有介绍他的文字，书店里也看不到他的诗集。　

　　1981年深秋的一天，辛笛先生托王圣思带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九叶集》。读这本诗集时，我无法抑制惊讶和激动的心情。我这才明白，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出色的诗歌，而以前我们几乎不怎么知道！我一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惭愧，一面为这些险些被历史的风沙湮没的诗人不平。　

　　《九叶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是必然的事情。这也又一次证明了这样的真理：真正优秀的文学，是不可能被埋没的，尽管它们曾经被冷淡于一时。人们后来把这九位诗人称为“九叶诗派”，也是一件自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景观，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在“九叶诗派”中，辛笛先生是硕大耀眼的一页，是其中最有影响的领衔人物。不久后，我又读到了辛笛先生的《手掌集》，书中的诗作令我沉迷，语言，意象，构思，都令人赞叹，那种深邃、曲折和优雅，展现了诗歌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确实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一座俊逸不凡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辛笛的诗歌一直是被冷落的，原因大概是他的诗歌太讲究艺术，政治意味太淡，缺乏“革命精神”。国内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海外，他的诗一直在流传，很多诗人和评论家研究他的诗作，有人还以他的创作为研究对象获得了文学博士。后来有很多机会和辛笛先生一起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外事接待，看到海外来的诗人见到辛笛时敬仰激动的样子，我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在“九叶诗派”的九位诗人中，我熟悉的有三位：辛笛、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和唐湜也有过交往，但不熟。我尊敬这些前辈诗人，也珍视他们的友情。在他们中间，和辛笛先生的交往最多。　

　　在和辛笛先生的交往中，最使我难忘的，是1983年夏天的新疆之行。那次，是去新疆参加“绿风”诗会，全国各地去了很多诗人，其中有邹荻帆、公刘、昌耀等，辛笛先生也去了，那年他七十二岁，是参加诗会的老诗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和我一样兴致勃勃。在乌鲁木齐，一位热情的部队诗人要陪我去吐鲁番，辛笛先生听说后，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吧。”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吐鲁番。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吐鲁番，当地驻军派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在如火的烈日下，吉普车穿越茫茫戈壁滩，热风扑面，车窗外极目天地，一派荒凉，只有冒着青烟的公路在无边的戈壁中伸向天尽头。辛笛先生却毫无倦意，好几次提出要停车拍照。那是丰富多彩的两天，我和辛笛先生一起游葡萄沟，过火焰山，走访维吾尔族居民……在吐鲁番的腹地，我和他住在当地的一个部队营房里，屋外是四十几度的高温，屋子里连电扇也没有，热得无法入睡。我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聊天。遥远的往事，在他谈来就好像是在昨天。老人一点也没有因为历史委屈了他们而愤愤不平。离开吐鲁番的腹地，没能赶上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我们只能在吐鲁番车站的小客栈里再住一夜。那天夜里狂风大作，风把门窗刮得乒乓作响。然而这并未能妨碍我们的谈兴。那晚，除了谈“九叶诗派”，辛笛先生还谈了他和巴金的交往。巴金是他的老朋友，他说：“巴金是一个难得的真诚的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常常默默无言，但他决不会说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他还谈起他所认识的诗人袁水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辛笛先生曾经帮助过困境中的袁水拍，对袁水拍后来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他颇为感慨。那晚，在窗外呼啸的风声中，辛笛先生的感叹也像是诗句，他说：“人就像一棵树，在风中必须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能随风倒。否则，就会被连根拔起。”　

　　《九叶集》的封面上画着一棵大树，树上是九片硕大的绿叶，它们向四面八方展开自己的形象。我想这是很有涵义的一种象征。在八面来风中保持着独立不羁的大树，它的生命力一定是长久的，它的枝干上一定有着长青的绿叶。辛笛先生正像是一棵坚忍的树，他扎根于大地，任凭地面的风暴如何肆虐，他默默地用他深扎于大地的根汲取着养料，顽强地活着，成长着，当春日来临时，他就会向世界展现他美妙的生命之叶。那满树繁茂的枝叶，是以地下的根须发达为基础的。大地，是人生的土壤，是母亲的襟怀，是人民的感情，是艺术的源泉，而根须，是诗人的意志、信念和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　

　　后来多次和辛笛先生一起参加文学聚会，每次他都能聆听到他热情而富有诗意的话语。他八十二岁那年，我和他一起出席一个文学晚会，他说：“诗人应该越活越年轻，今天八十二，明天二十八。”在人们的笑声中，辛笛先生确实像个单纯的年轻人。八十六岁之后，辛笛先生腿脚不便，很少出门，但在200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却在人群中见到了他。那是摄影画册《世纪巴金》的首发式，在上海书城七楼的一间会议室，去了不少作家。会议快开始的时候，辛笛先生来了，他是被人扶着走进来的。巴金是他的老朋友，《世纪巴金》的序文就是他写的。这篇序文，是辛笛先生晚年不多见的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他在序文中回顾了和巴金六十多年的交往和友谊，对巴金的生活、创作和为人作了精辟、全面而又亲切的评价。他说：“巴金的文章和为人都让我敬重。我常常介于师友之间来接受他，聆听他的心声和教诲，感受他真诚的人格力量。”那天下午，看到辛笛先生步履蹒跚地走进会场时，我非常感动。我感受到他对友谊的执着和珍惜，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真诚和挚爱。这样的态度，正是文学前辈高尚的人格和风范。　

　　辛笛先生这些年来给我好几本他的新书，其中有诗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散文集《嫏嬛偶拾》。这次看望他，他又在桌上准备好了一本新作赠我，这是他在香港出版的古体诗集《听水吟集》。老人用毛笔端正地在书上题签钤章，一如他二十多年前在《九叶集》上留下的字迹。　

　　2003年春日于四步斋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