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大学那年，上学之前，父亲对我说：“你就像路边一蔸草，不知道怎么的就长大了。”多年以后，我还常想起父亲说过的这句话，想起父亲说话的口气和那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叹息——我想，父亲在感叹我长大的同时，也在感叹他在我成长中的缺席吧。

　　其实父亲不知道，他在我的成长中从未曾缺席过。有些课程虽然短暂，却能受用一辈子。

　　我的父亲是手艺人。父亲会油漆、会打铁、会剃头，最拿手的还是木工活——从雕花、铆榫的细致活到门窗户页的粗活，全套木工手艺都精通，雕花尤其出色。他现在快 80岁了，每年约他做雕花扶梯的人家还能从年初排到年中，由此可以推想他年轻时的紧俏忙碌。但凡挣过钱的人都知道，外面的钱总是比家乡的钱好挣，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在大年二十八或二十九黄昏的风雪中回来，又在新年初二的早晨踏着晴雪出门，一年在家里呆的时间只有春节那几天，别人说起我的父亲，都知道他到外县甚至外省挣钱去了。

　　过年时节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要时刻，更是作为孩子的我最盼望的时刻。每到大年二十八或者二十九，父亲在黄昏的风雪中回家时，晚饭的菜肴差不多已经摆上餐桌了。父亲回家会带给我别样的兴奋。因为随着他回家的，还有箱包里的苹果，雪梨，五颜六色的糖粒子，给我母亲和我买的花布、给我弟弟的课外书，以及乡下少见的其他一些东西。

　　我手忙脚乱地帮着母亲打开箱包，还没见到苹果，苹果的香味已经喷涌而出。苹果不多，只有四五个，红扑扑的。母亲先拿出一个洗干净，用菜刀在餐桌上切成四片，一片给我，一片给我弟弟，另外两片，让我送到东屋去给爷爷奶奶，同时请爷爷奶奶过来一起吃晚饭。

　　爷爷奶奶是早已经知晓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但吃饭之前，需要再去请一次，这似乎是不变的程序。当年没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应该是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特别恭敬，也体现出他们作为长辈的特别尊严，或者还有作为已经需要儿子赡养的老人的自尊。

　　虽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但爷爷奶奶来了以后并不立即在餐桌旁落坐，而要由父母“尊”到“大位”上方才坐定。四方桌子摆在房子里，坐位是有大小和方位的。通常来说对着门窗的上方为大，但桌子的摆放也有讲究，一张四方桌子一般由三块木板镶成，有镶缝的一方是小位，没有镶缝的一方才是大位。有地位的人是不能坐小位的，要坐大位，但这特殊的“地位”不是自己占的，而是由别人“尊”上去的。

　　晚饭过后，父亲会拿着带回来的礼物，送爷爷奶奶回东屋去。礼物里有几只雪梨，一包乡下难得买到的桂圆干，一瓶董公酒。因为奶奶常咳嗽，要多吃雪梨桂圆，爷爷喜欢抿口小酒，对董公酒情有独钟。后来我知道，父亲给爷爷奶奶送去的，并不只是手中这些小礼物，还有这一年的赡养费用。父亲会在东屋和爷爷奶奶说会儿话再回来。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家里总会杀年猪。杀年猪是热闹的，沸腾的，也是令人骄傲的。不是家家户户都杀得起年猪。家里除了请屠夫之外，杀年猪还需要别人来帮忙，来帮忙的人会留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并带走一块槽头肉和一碗猪血。这个活儿，父亲当然不会让给别人，总是请伯父来干。

　　家里杀完年猪之后，我得当一趟差：提着一小块肉、端着一碗猪血到五保户谢五阿公家去，告诉他我们家杀年猪了，这些东西是送给他的，并请他到我家一起吃早饭。

　　过年的这天下午，家里还会来一个特别的客人。他在我家的火塘边坐会儿，烤烤火就走。父母虽然留他吃晚饭，但他执意不肯，因为今天过年，家家都讲究团聚。父母也理解，并不强留。父母叫他余大师。据说从前是极好的细木工，但现在已经非常老了，连走路都颤颤微微的，说话也口齿不清。他到来的时候，总是会重复一个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那时候我母亲还只有十五六岁，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当出纳员。大年三十的下午，天快黑了，她离开工作的食堂回家过年，路过一个防空洞，听见里面有人呻吟。她大着胆子走进去，看见一个衣衫破旧、饿得奄奄一息的老男人躺在地上。那人说他是从外地回家过年的，可是他一无所有，不仅自己挨着饿，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带回家给妻子儿女，他现在不敢回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的母亲并不认识这个老男人。但她居然跑回食堂，偷了公社的一升米送给了他。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母亲从小姑娘长大成人，嫁夫生子，每到过年的下午，这个老男人还会找到我们家，找到我的母亲，对她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过我的命，你将来会有好报的……”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善言词，尤其我的父亲，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极少，说的话没有几句，我却从不曾感到被他忽略和遗忘。因为他虽然身在外地，我却在过年时节打开他带回家的箱包时，也打开了他的心，看见他把我们全家珍藏在心里。他对我的教育，不在作业的辅导和学习的督促中，而是在过年时节的生活课堂里。我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够我受用一辈子。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