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说，人体是神秘的自然之花。许多古典绘画作品中，光洁无瑕的裸体与清泉、草地、树荫交织成一幅又一幅优美、和谐的自然图景，让人不由得惊叹造化的神奇。然而，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处于人体上半部的面容正逐渐远离自然而带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质。

　　对于人体来说，如果手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标记，那么，面容则记录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面容虽然从属于人体，但它的涵义已超出人体的其他部位而成为独立的单位。除了作为器官担负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义务，面容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通常情况下，面容可以被当作这个人的象征。不难发现，许多正规的社会场合——证件、纪念堂、书籍扉页——所需要的标准肖像均是以面容为核心。这时，面容被授予全权，代表人的手、腿、胸以及躯干之中任何其他部位。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人体日渐成为禁忌而被深藏于服饰之后，面容却依旧获得了裸露的特许，从而以本来面目参与种种社会交往，出入公共场所。于是，面容很大程度上同人体分离了。人们觉得，脖子之上的面容犹如人体上的一个半岛。面容的涵义通常是社会性的，人体其他部位的涵义通常是生物性的；面容往往得到社会性的评价，诸如聪明、憨厚、可亲、奸诈、愚蠢，等等；人体其他部位则更多地得到生物性评价，诸如活力旺盛、健康、丰满、瘦弱，等等。人们不说某人有一条奸诈的大腿，也不说某人长了一张强壮的脸。

　　种种社会交往之中，面容无形地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人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核对姓名与面容。姓名与面容乃是文化与个人互相啮合的齿轮。如果这两者出现了脱节，那么，所有的社会交往将因为关键部位的衔接失灵而陷于瘫痪。除了情人、夫妻、亲子，人们不可能借助肉体亲密无间的接触来相互认识；通常情况下，人们仅能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辨识。因此，在公众群聚的所在，面容是人们相互注目的对象。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信息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于面容这一块小小的地域之内。当然，人的面容并非一个经久不变的店面招牌。面容是活的，时时显示出生命的迹象。人的颈部托住面容从种种服装的领口伸出来；由于面容活泼神采的映照，面容以下大部分为种种编织物包裹的躯干才蕴满了勃勃的生机。看不见脸容将令他人产生不安之感。机器人的可怖不仅在于他们的僵硬动作与不可抵挡的力量，同时还在于它们缺少真正的面容。机器人的面容坚硬而麻木，这似乎提醒人们：机器人是以非生命的躯干从事生命活动——这种不和谐让人恐惧。所以，对于社会说来，面容一开始就体现出双重的主题：首先，面容意味人的服饰内部存有一个生命；其次，面容是社会之中个体独一无二的首要标志。

　　既然面容成了喻指个人的文化符号，那么，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只能以面容招徕他人、享受尊荣、承载耻辱。这将逐渐导致一种观念的出现：人的社会意义很大一部分同面容密切相关，人必须对面容格外重视。保护面容等同于保护人的尊严，这甚至引申出了“给面子”或者“赏脸”、“丢脸”的说法。由于这些缘故，人们开始全力以赴地美化面容。不论是清洁卫生还是修缮改装——不论是洗脸、理发还是化妆、整容，人们对于面容倾注了无限的兴趣。相形之下，人体的任何其他部位均未得到如此的深情厚爱。这甚至使面容显得分外珍贵娇嫩。一道在人体其他部位显得无关紧要的疤痕如果移诸脸上，那将形成一个莫大的缺陷。由于面容所拥有的特殊意义，人们的社会交往慢慢形成一种默契：打人不打脸。对于某人面容的不尊重，实际上即是彻底地蔑视这个人。这可以从打耳光的行为中得到验证。打耳光行为通常出现在上司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强者对弱者、有理者对理屈者之间。打耳光与其说从肉体上伤害对方，毋宁说是从精神上侮辱对方。日常语言中“不要脸”的咒骂同样具有轻蔑的意味。许多人看来，放弃对于自己面容的自尊无异于放弃一个人起码的社会地位。这时，面容显示出的第三重主题：面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体面的同义语。

　　由于面容的社会涵义日益增强，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的错综交织使得面容成为人体之中最为生动、也最难解读的部分。看待人体的时候，美与丑的判别很大程度上仍然依据了自然性质。可以看到，凡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特征——男性的强壮肌肉与高大身材，女性的丰满乳房与宽大骨盆，均得到肯定，反之亦然。但是，面容的判别远非如此单纯。例如，脸上的皱纹意味了衰老，但是，某些皱纹丛生的面容构成了无穷的魅力；嘴巴的宽大显然有利于进食，然而，过宽的嘴巴可能使面容丑陋。人们的五官排列无疑是遗传的结果。有趣的是，社会性质的介入导致某一类型的眉眼被视为善，另一类型的眉眼被视为恶——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京剧脸谱中得到了固定。如果将哭、笑以及种种表情列入考察范围，那么，面容的丰富涵义将是任何一个文本所不可比拟的。按照齐美尔的观察，面容最为完整地解决了以个体的最小变化产生整体的最大变化这个难题。经过五官种种微妙的协调动作，面容可以分别表现出喜悦、恼怒、茫然、羞怯、忧郁、挑逗、凶狠、淫荡、慈祥、委屈等等难以计数的神情。一些富有气质的面容上，五官甚至会自然而然地呈现某种难以言说的韵味。面容观察的时候，最为困难的问题大约是说明面容的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管人们相信与否，相面至少表现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相面总是试图将面容的五官长相引申至“吉”、“凶”或者官衔、财富这些社会意义给予解释。

　　从自然性质的观点看来，面容应当反映人的真情——这就像人的手在极端激动的时刻不由自主地颤抖，人的腿在极端恐惧的时刻不由自主地发软一样。然而，从社会性质的观点看来，面容正是在饱经风雨之中练就了隐瞒真情的功夫。也许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社会交往中，面容流露的真情常常授人以柄，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现在，人们只能在儿童之间看到天真无邪的面容了。成人的一个标志即是懂得用种种虚伪的脸部表演掩盖真情。这些脸部表演为面容提供了一具隐蔽的盔甲。如果换上一个人们熟悉的名词，这件盔甲就是“面具”。无论出于尊重他人的礼仪还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手段，面具在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人们与其辩论面具需要与否，毋宁考虑面具巧妙与否。喜怒不形于色，这已经成为一句褒语了。假如这些脸部表演尚且无法防止眼睛泄密，人们会更为露骨地使用墨镜。墨镜用两个黑块遮住了眼睛，通过破坏五官的正常关系而使面容不可捉摸。人们可以从电视中了解到，冷峻的杀手都喜欢以墨镜充当辅助面具。据说许多赌徒也常常使用墨镜——有助于他们在下注时不会因为眼神而暴露了牌的优劣。

　　谈论过面具之后，人们必定联想到“变脸”。变脸是川剧的拿手好戏。演员能够在瞬息之间连续变换自己的面容。然而，赞叹演员娴熟演技之余，人们心中还可能浮出一丝隐隐的惊慌。人们的社会交往以面容代表个人，面容成为编织社会关系的网结。一旦人的面容可能随时变换，这将导致社会关系网的巨大紊乱。可以想象，如果丈夫突然发现妻子有另一张脸，或者，如果两个多年的同事突然因为面容迥异而互不相识，那么，他们将立即陷于不知所措。当然，许多时候，“变脸”是一种比喻性说法。鲁迅曾经讥讽某些人“一阔脸就变”，这显然是形容社会地位的变动改换了对待故人的方式。许多人常常为了趋迎新的社会地位而带上一副新的面具，或者更简单地说，许多人常常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损害面容的信誉与威望。

　　这个时候，人们可以退一步重新打量人的形象：人的裸体早已经严密地裹藏于层层叠叠的服饰；人的面容虽然继续裸露，但是，这些面容大多数已经失真了。这是人从自然向社会过渡的必然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