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那个行业是别人把自己的隐私和性命完全交给你，对你给予极大的信任，只有医生和患者之间。”

　　医者谢金兔，从业30多年，对于病者托付的这份重任，所能回报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医冶好病人，把病人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认真对待，用一颗关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仁爱之心去救冶每一位病人。

　　谢金兔自1978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1981年——1986年创建起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并担任科主任至今，把一个仅能作简单的四肢骨折手术的科室发展到现在拥有100多个床位、能冶疗各种骨科的疑难杂症以及骨科的各种高、新、难手术科室，为了建设和发展这个科室他倾注了一生中最美好的40载青春年华，从一个精壮强干的帅小伙到如今的满头白发，不变的是他满脸的慈祥笑容和一颗医者的高尚仁爱之心。

做医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做一个医生，就是凭着你的职业道德，技术和能力，完成整个手术与冶疗过程。世界在不停地发展，技术在不断提高，因此做医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力求把每一次手术都做到最好。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画，一个医生作品的就是手术，这个作品只有你自己欣赏得到，手术成功了就非常有成就感。”

　　谢金兔是杭州师范学院医学院兼职教授，他以一个老师的品质严格要求学生，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时，他讲透学习中的难点、疑点，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毫生，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他对每一个新定科医生，都会在术前详细讲解手术方法选择、手术入路、步骤，术中分析要点重点，一个个手把手教会， 即使急症清创、肌腱吻合等手术，他会呆在麻醉科，随时了解手术进程，直到手术顺利结束才离开，有时凌晨三四点钟还在观看手术，而徒弟全然不知。就这样，他教会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医生。

　　身为科主任，谢金兔会半夜打电话到科室，询问病情，认真嘱咐医生。他对下级医生要求严格，对入院病人诊断、冶疗方案的制定极为严谨，养成了科室里认真看书、规范行医的良好习惯。他还利用空闲时间为护理人员上课，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细心指导疑难和手术的护理工作。

　　谢金兔身为浙江省骨科学会委员、浙江省老年学会委员、市骨科学会副主任，对脊柱方面的各种疾病，如椎管狭窄及滑移、脊柱结核、脊柱肿瘤、脊柱的各种骨折、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各种疑难手术冶疗都取得了较高的水平，他探索出冶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法《侧卧位开窗治疗椎间盘突出症》受到了市总工会的表彰，并且光荣地获得了杭州市优秀医生的荣誉称号。

医者仁心

　　但这份成就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需要的是一颗金子般甘于奉献的心和日日夜夜的付出。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次站三四个小时是很平常的，有一次，谢金兔做一个断指再植手术，整整20个小时不吃不喝，等做完了，整个人都快瘫倒了。有时候是连续做五六台手术，疲倦地脸色发青，眼睛都睁不开了。医院实行住院医师负责制，一个医生要对自己的病人从头到尾负责到底，手术做完了，每天都必须自己亲自查房，一直到病人出院。

　　外科医生是24小时值班的，而且值班时需要应付所有的突发状况，试着想像，一个值班医生整整24个小时不能休息，需要处理所有的住院病人，工作的强度可想而知。并且这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付出。但这样的高强度的付出却没有相应的回报。目前，公立医院医生和护士的收入并不高，基本工资只有1000多，加上绩效也只有几千块。在目前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的重负下，年轻人几乎无法在安心呆在这个职业中。公立医院只招硕士研究生，等到一个学医的学生读完8年本科和硕士，进入医院，拿到的却只有这点微薄的收入，心里的不平衡是很正常的。

　　为此，医院留不住人才，年轻人的流逝成为一个大问题，现在几乎进来20个，会走掉10个，而这留下来的10个里面，又有谁不是为了高房价而发愁，为子女的教育负担而睡不着觉呢？谢金兔说，过去年代里，因为实行的是低收入，高福利，一个单位把职工的生老病死都包了，自己做医生拿着50多块工资还觉得不错，但现在形势不同了，他工作了快40年，收入也一直非常微薄，他打趣说，自已很想交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但一直到前几年，收入都没有超过12万元。医生这种职业坚守，并不是几句大道理就可以支撑的。身为一个科主任，谢金兔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在这个追求物质金钱的时代中，更需要带领全科室的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始终坚守着医生的职责和一份清贫。目前，谢金兔仍然住在单位分的70多平米的旧房里，虽然按照他的专家级别，到民营医院年薪可以拿到近百万元，但他却毫不动心。“如果我去赚钱了，这里的科室怎么办，我不光有技术职称，还有行政职务，一个人只有这点精力，我不能为了赚钱而放弃这里的事业。”

揪心社会 为贫疾者建言

　　面对种种现实问题，谢金兔也不免感叹，在教育医生要热爱职业，甘于付出的同时，作为一个民进会员，杭州市十、十一届人大代表，谢金兔也写了很多提案议案，对于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公立医院虽然收入很高，但由于制度所限，这些收入是不能作为职工的奖金和福利进行分配，只能上缴或者用于医疗设备的改善。谢金兔说，在中国，医生的技术在医疗费用中占的比例很少，不比美国，医生技术占了70%，像一个膝关节手术，医院需要配备4个医生，两个护士，一个麻醉师共七个人，但收取的手术费才1000多元，因为这是由政府定价的，医院必须遵照规定。因此，医院员工的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和技术含量，造成了中国医生收入普遍偏低。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也无不与医生收入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心态不平衡有关。

　　谢金兔希望民营医院能够发展起来，对公立医院旧的体制进行冲击，促使公立医院进行改革。但他也看到，现在的民营医院普遍存在规模小，发展缓慢，眼光短浅的缺陷，很多私立医院只是想着宰客捞钱，没有一种为社会做慈善、冶病救人的悬壶济世之心，这样不可能发展壮大。只有像邵逸夫医院这样，开办时有大资金大财团的投入，一心为社会做公益慈善，不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

　　作为市残联聘请的骨科专家，谢金兔希望能够尽量为残疾病人解除痛苦，使他们提高生活质量，但有些情况也让他很痛心。他多次深入淳安等贫困山区为残疾人送医问药，但当他发现很多残疾人完全可以凭借现在的医疗手段冶好，从而解决关节、脊柱等问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时，这些残疾人却无力支付手术费用，只是一瘸一拐地到医疗咨询点拿几张免费的膏药贴贴，这让技术高超的专家们也无能为力。

　　目前，由于医疗保险只能解决少部分医疗费用，很多家庭都因大病无力支付而放弃冶疗。在行医生涯中，谢金兔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不提钱还好，一提钱，马上就出院走了。有的换个膝关节，自己要拿出1－2万，但就是这点费用，很多家庭都无力负担。谢金兔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对医疗保险的投入，提高医疗的报销比例，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得起病，甚至延长生命。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谢金兔认为他们为国家做了一辈子的贡献，应该让他们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特别是很多下岗工人，为了改革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政府理应关心他们，回报他们，给他们全额报销医疗费用。

　　谢金兔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曾经对于爱滋病和性病的传播提过切实可行的建议。现在爱滋病已经从过去的五星级高档酒店，主要由外国人传播，发展到乡村和社会的足浴店，洗头店等场所。谢金兔认为，只要对于这些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增加一项免费的性病爱滋病检查，就完全可以阻止或减少爱滋病的进一步泛滥和传播，而这些病者也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医冶。政府部门，特别是卫生部门应着力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达者兼济天下，贫者独善其心”，行医一生的谢金兔怀着这样的社会理想，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早日实现全民公费医疗，不再发生因病致贫，或者放弃生命的悲剧，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