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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记忆的抗议》(上)

发布时间:2014-06-2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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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像记忆,而非历史——韩少功的《日夜书》又一次驱使我考虑二者的差别。记忆显示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包括记忆的保存和剪辑;相对地说,历史的叙述遵循谨严的程序和逻辑,诸多段落依据某种内在的链条编织为一个有机整体。由于文学依附历史的悠久传统,“虚构”的特权并没有打消许多作家再现历史的雄心。保持史诗式的开阔视野,勾划完整的历史事件,故事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命运与历史的运行此呼彼应——这是文学追随历史叙事的通常策略。《日夜书》放弃这些策略而更多地倾向于记忆形式。片断,纷杂零散,联想式的跳跃,突如其来的沉思,与理论假想敌辩论,这一切无不显示为记忆的表征。

  尽管文学批评热衷于引用“历史”一词褒奖文学,但是,必须承认,文学擅长处理的是记忆。记忆卸下了宏大叙事而栖息于独异的个人风格。当然,《日夜书》回避历史的再现或许别有隐情。许多人心目中,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知青运动意义不明,这个异质的段落无法与现今的历史叙事熨帖地相互衔接——即使对于作为当事人的知青:“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无论是资深的革命功臣还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复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前仆后继以及种种痛苦、反抗无不遗留下内涵明确的历史回音。现今的历史叙事清晰地认定了他们的是非功过。相形之下,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暧昧模糊。尽管《日夜书》之中的陶小布或者马涛终于脱胎换骨,跻身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之列,但是,郭又军的命运显然是大多数知青的缩影。当学位证书、资本和权贵势力逐一瓜分了社会空间之后,众多的郭又军们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他们的青春年华没有为后半生提供足够的生活积累。抛到社会的边缘,落落寡合,失业和病痛的折磨,这是多数知青的境遇。时至如今,历史叙事不清楚如何妥善地安顿这一代人。

  尽管查阅不到正式的文本,当年的舆论对于下乡插队的初衷存在两种倾向相异的表述:第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插队有助于驱除城市和学校灌输的资产阶级文化;第二,奔赴广阔天地,城市和学校输送的文化知识将在乡村赢得用武之地。虽然两种表述不无矛盾,但是,没有哪一种初衷真正获得了乡村生活的认可。《日夜书》之中的知青很快发现,从梁队长、吴天保、杨场长到众多采茶的农妇,多数农民并未表现出可供效仿的高尚道德情操。另一方面,知青拥有的文化知识以及种种时髦的政治兴趣——譬如,伟大领袖的“重上井冈山”意味了什么,或者,第三国际的教训在哪里——与乡村的环境格格不入。双重打击制造了莫大的失望,多数知青迅速丧失了最初的激情。“操一口外地腔的,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遭受城市的抛弃,同时又不想混迹于鄙俗的农民——这种知青形象混杂了颓废、不甘和悲愤之情。当初,陶小布主动放弃驻守城市的机会下乡插队;数年之后,他不得不开始谋划装病返城。显然,生计的窘迫仅仅是次要原因,无所作为是知青的最大苦恼。

  从世界观改造、乡村建设到就业问题的解决,下乡插队乏善可陈。这些大约是中止这一场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有趣的是,文学首先从这一场运动的残烬之中察觉到某种余温。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通常将下乡插队叙述为可悲的境遇,那么,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向:土地和农民开始作为一种暖人的意象重返文学。当然,必须承认“知青文学”的全部复杂性。没有哪一个作家主张重启这一场社会运动,他们的文学怀念叙述的是某种隐秘的情感收获。“知青文学”不再将土地和农民设计为异己对立因素,相反,作家开始设身处地地体察农民的疾苦,包括同情地接受农民的各种猥琐、小气、吝啬和粗鄙。显然,这种情感收获无法简明地转换为某种堂皇的口号;我宁可认为,这种情感收获的意义之一恰恰是——抵制各种华而不实的口号。

  《日夜书》曾经描述了一批知青“栏杆拍遍”和“拔剑四顾”的英雄情怀:关注东南亚革命形势,考察北约和华约的隐患,充当格瓦拉与甘地的崇拜者,研究可能发生的街垒战斗,某些朋友已经打入革命委员会,另一些朋友正在进入新闻界和哲学界,某某部队看来很有希望,他们想象可以凭借一首《国际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彼此相见的时候行礼如仪:一个人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另一些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点燃的政治激情主宰了知青的早期想象,那么,乡村生活的逐渐熟悉意味着衡量出这种政治激情与农民疾苦之间的距离。相对于黯淡的乡村景象,如此书生意气近乎笑料。没有口号的青春是乏味的,只有口号的青春是幼稚的。对于多数知青说来,历史无法提供二者之间的平衡。可以预料,炽烈的政治激情受挫之后,冰冷的虚无主义尾随而至。二者的共同形式是夸张。时过境迁,当知青出身的作家启用文学形式抚今追昔的时候,农民的质朴言辞以及田野之中的辛苦劳作构成了无声的反衬。现今看来,“知青文学”开始了一个转折:放弃“文艺腔”的人生姿态,正视农民形象隐含的饮食起居或者人情世故。作为生活内容的基本承担,这一切缓缓地从种种漂亮的词藻背后浮现出来。

作者: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