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文学是记忆的整理、挖掘、调集和补充。什么力量开启了记忆的闸门？许多场合，现状的不满往往隐秘地转换为回忆的动力。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是一个例证。“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日夜书》的第一句话已经确立了“不满”/“记忆”相互转换的内在结构。不过，相对于白马湖茶场的岁月，现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物质如此丰盛，各种话语体系竞相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人生志向正在展示无限的可能……尽管如此，叙述者陶小布——当然相当程度地代表了韩少功——仍然时常感到了不适。小说的后半部分愈来愈清晰地显示，作家的批判锋芒凝聚于当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的表征：虚伪。《日夜书》之中冒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陆学文。除了逢迎拍马，编织人事关系网络，此公几乎一无所长。然而，这种人物进入仕途左右逢源。作为他的上司兼对手，陶小布几度铩羽而归。当浮夸、恭维和利益交换成为普遍的文化生态之后，坦率和正直就会成为硌人的异类性格。

　　但是，《日夜书》所涉及的虚伪远远不限于职场或者客厅的口是心非，而是痛感人生舞台的许多表演与日常生活的中轴线相距太远。从浮夸的革命口号、义正辞严的民间思想家到年轻一代风格矫饰的颓废，不实之感始终如影随形地存在。何谓“日常生活的中轴线”？知青生活的历炼肯定有助于认识的形成。很难证明那些革命口号或者乖戾的行为多么悖谬，然而，对于土地和农民说来，这一切无非是某种遥远的传说。现今，当房地产动态、金融精英、高科技前沿或者明星绯闻占据了大众传媒的大部分版面时，当代文化还能腾出多少兴趣眷顾那些仍然依赖土地解决温饱的农民？令人欣慰的是，此刻的知青记忆往往不合时宜地启动，某种程度地抵制时尚的覆盖。拥有知青记忆的人倾向于认为，干旱煎熬之后的丰收喜庆与一场足球赛获胜的激动眼泪不可同日而语；解决青黄不接时的饥肠辘辘与教授们国际学术会议上种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最为时髦的那一部分当代文化无视如此“低级”的诉求，但是，知青记忆顽强地证明这种诉求真实地存在。

　　这个意义上，马涛的形象远比陆学文耐人寻味。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成功，马涛十分熟悉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他的自私之所以具有远为“高级”的形式，理论术语的娴熟包装产生了巨大的效用。从内地的监狱到美国的大学讲坛，“民间思想家”逐渐成为他的护身符和获益资本。叛逆者形象始终掩护着他抛弃女儿和母亲，并且巧妙地从感情上勒索妹妹、情人和周围的朋友。马涛自美国返回探亲，一方面声色俱厉地训斥周边的庸俗，另一方面心照不宣地慷慨消费中国官员——他理所当然地想象支付的是公款。郭又军无望地自缢于狭小的卫生间时，他正兴致勃勃地在太平洋彼岸与美国教授切磋理论问题。相对于马涛的各种头衔，郭又军的确微不足道。但是，《日夜书》的感情天平无疑倾向于后者。陶小布不仅始终感念郭又军的真诚，而且，他的琐碎、懦弱和没有出息逐渐凝定为难以忘怀的片断。相反，马涛逐渐在陶小布心目中丧失了魅力。所谓的“民间”业已沦为马涛自我塑造的一个徒有其表的修辞。陶小布清晰地察觉到马涛身上庸俗的市侩哲学，尽管他貌似远离郭又军这些庸众。陶小布之所以对各种理论表演存在精神抗体，知青的记忆功不可没。显而易见，他的思想再也不可能甩下土地、农民这些平凡无奇同时又份量庞大的生活景象而轻松地飞翔。

　　因此，可以明显地察觉到韩少功对于当代文化轻佻风格的厌恶。这种风格是虚伪的根源。然而，《日夜书》似乎没有花费多少精力追溯这种轻佻风格的来源。革命大口号的遗风？左派幼稚病的征兆？市场与生俱来的投机与哗众取宠？后现代过度的理论游戏不可遏制地繁殖出各种理论家本人也不相信的论点？韩少功并未企图解释，理论为什么甩下了日常景象而独自遨游。他始终葆有浓厚的理论兴趣。《日夜书》的某些片断直接介入了理论漩涡——例如，“泄点”与“醉点”力图与现今流行的性话语对话，还有生与死的独白。《日夜书》避开了韶华易逝、早生华发之类老调，直接谈论“生与死”。 “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亲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这是理性对于死亡的无畏逼视。的确，生亦何欢，死亦何惧？然而，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视为理论对于生命的僭越。上帝将死亡的恐惧植入动物的基因，这是生命自我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不惧死亡因而无视危害的物种大约业已湮灭多时。然而，现今的人类理性轻易地识破了上帝的伎俩——那些有识之士不再因为物种保存的责任而忍受死亡恐惧的折磨，犹如避孕技术盗出了性快感而卸下了生殖的重任。这种状况通常被视为理性精神对于肉体之躯的超越。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超越同时开启了理论的自我繁殖逻辑。

　　多数理论发源于人们遭遇的问题或者困惑。电闪雷鸣之后为什么下雨？水温不断地升高为什么形成蒸汽？苹果为什么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如此等等。但是，当理论拥有足够的积累之后，隐藏在概念与命题内部的思辨引擎开始启动。这时，诱发理论的初始动因逐渐退隐，支持理论持续飞翔的动力可能是智慧，学识，争辩的激情，学科逻辑，荣誉或者道德使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逐渐模糊，术语、公式、特殊的知识背景构成了愈来愈强烈的专业风格。或许很难简单地评估，这是理论的飞跃，还是理论的空转？可悲的是，土地和农民时常在这个阶段成为理论的累赘遭到抛弃。

　　作为理论的局外人，韩少功没有义务循规蹈矩地恪守理论的演变路线。《日夜书》仅仅在理论轨道上稍作滑行，人情世故的记忆就会及时地截断理论逻辑的延伸。企图在《日夜书》之中找到知青运动历史评价的读者可能很快被马楠与陶小布相爱的动人段落夺走视线。一对情侣如何涉过苦难远比枯燥的论断吸引人。相同的理由，《日夜书》不再复述当年的马涛提出何种惊世骇俗的观点，重要的是告密、跟踪、报警、出逃等种种惊险情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周折。这再度表明，知青运动的理论遗产微不足道，真正存留的是那一片土地带来的情感成熟。不过，这种情感时常出其不意地遭受当代文化轻佻风格的嘲弄。贺亦民是《日夜书》之中一个特殊角色。作为一个街头窃贼出身的技术怪杰，一个敢恨敢骂的爱国主义者，他与陶小布相识于白马湖茶场，并且始终意气相投。然而，这种人最终只能被这个充满了外语单词、学位头衔、行政职务、名目繁多的奖金和各种管理条例的社会吞噬。“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一次次面对他手机、座机、博客、微博、电子信箱里的缄默或空白说不出话来。”无语即是一种抗议——知青记忆酿成的抗议。当然，这时的记忆不再仅仅属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