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罥烟眉”：清、淡、秀；“含露目”：愁、娇、泪，折射性灵之光，暗示其悲剧命运，并寄寓深切的同情，使人顿生爱怜。黛玉的相貌自然是相当出众的，但与王熙凤、贾宝玉的肖像描写所采用的工笔重彩不同的是，翻遍全书，竟然找不到关于林黛玉相貌长像的具体描绘，脸蛋儿是长是圆，眼睛是大是小，身材是高是矮，皮肤是白是黑以及穿着打扮装饰等都未涉及。全书都很少写其服饰，此处对黛玉的肖像更是“虚多实少，绝去形摹”， “穿戴竟无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想黛玉身为大家闺秀，又是出门在外，去“钟鸣鼎食”、“与别家不同”的贾府，以她自尊的性格，行动言语尚恐被人耻笑了去，其衣着肯定也不凡。但真要像写王熙凤那样，重彩详绘其服饰，势必喧宾夺主，减少人物寄人篱下的辛酸感，削弱其凄凉的悲剧色彩。因此，写黛玉衣饰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当然，人们可以根据作者对其形象的塑造，想象着给黛玉着装，那须也是类似“翠竹临风的潇湘馆”的环境之于林黛玉，应是淡而不俗，清丽高雅，合其“潇湘妃子”自然洒脱的“风流态度”，而绝非王熙凤式的珠光宝气。再者，作者用“虚笔”写意描绘黛玉的肖像，还为突出其才情女子超尘拔俗的空灵感：那种脉脉之情袅娜之态，那种欲说还休的柔媚，“娇羞默默同谁诉”的眉目，聪明灵慧的谈吐，都从这独具匠心的肖像描写中显示出来。黛玉是集中国三千年文化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她的美不仅在外貌，更在精神气质——书卷气、灵秀气、孤傲气。她有的是“才”，而绝非世俗的所谓“德”；她是一位“才女”，而非“淑女”。显其神而略其形，正是为免落俗臼，使这一形象更加美好理想，更浪漫富有魅力。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呢?在曹氏笔下，林黛玉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另外，如此笔法写黛玉不仅是表现人物独具特色的美，也是情理的需要。因为此处的黛玉是宝玉眼中的黛玉，作为锦衣玉食的贵家公子，且“最喜在内帏厮混”，见惯了腻红肥绿，华衣艳饰，兼其与生俱来的“怪癖”，他怎会去留意黛玉的穿戴而不被其“与众各别”的“形容”所吸引呢?在宝玉眼里，她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崇高深刻，通身的“灵淑之气”能使他的灵魂清爽、净化，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此处的肖像描写，在表现黛玉性格的同时，不忘展示宝玉的性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黛玉的肖像实际上是分三次描写来完成的：一次通过众人之目，客观地介绍黛玉的不俗气质和病弱身体；二次借熙凤之目，用对贾母的奉承心理去发现、感受黛玉的自然美；而第三次是通过与黛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宝玉之目，方是最全面真切深刻的感受。还是脂砚斋见得透辟：“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脂砚斋不愧是曹雪芹的知音。

　　相反，作者独让王熙凤浓妆艳饰，遍体锦绣，用当时关于美女的标准来衡量，此等笔墨明有微旨，与其说是褒赞，毋宁说是贬谪。清代言妇女美，在娇羞媚态，服饰“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李渔语)。着极奢极丽之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过事修筛，过事刻画，是俗气，不是美丽。老舍先生说得好：“真正美丽的人，是绝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王熙凤把自己“包装”得如此妖艳凌人，气势如火如荼，不正是表明了她生性奢侈，对荣华富贵无餍的追求吗?用如此精心设计的“与众姑娘不同”的装束，出见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又何尝不是为了在黛玉面前表现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露骨地炫耀自己呢?应该说她的目的还是基本上达到了，就连并非少见多怪的大家闺秀黛玉，都对其衣饰惊诧不已，可见其辉煌华艳的程度。热烈的“色调”折射出凤姐志得意满的心态，又和处于鼎盛时期的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气氛相协调。真是“物带世情”。不过，王熙凤的文化修养太低了，虽然聪明能干，但她太缺乏文化情调的熏陶，除了能胡乱诌一句“一夜北风紧”之外，不谙高雅为何物。她除了衣食享受和权力之争外，并无多少精神生活可言，其风度气质，与出身书香、受过教育特别是经古典文学陶冶的林黛玉的诗人气质，相去甚远，因此，她的炫耀也是低品位的，显得俗不可耐。可见穿戴服饰与人格、志趣、情操、修养是密切相关的。曹雪芹深知这一点，他如此描写王熙风的肖像，正是欲借此揭示这一反派角色风骚庸俗的性格和空虚贪婪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