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技术主义的迷思

　　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京剧舞台上眼花缭乱的激光照射，4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软件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化的全面介入到各种前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进步速度令人吃惊。电影的特技或者航拍曾经是老一代导演的制胜法宝，那么，年轻一代导演已经开始用数码成像实现自己的构思了。然而，当工程师的杰出表演赢得了持续喝彩时，多少艺术家开始正视一个问题：技术赋予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关于艺术本身——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同时，技术主义的陷阱是否正在形成？

　　技术始终是文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从青铜铸鼎、笔墨纸砚到瓦舍勾栏的兴盛、印刷时代的降临，艺术符号的制作及其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尽管如此，技术从未扮演艺术的主角。庄子、杜甫、苏东坡，《窦娥冤》、《红楼梦》，这些经典令人敬重的原因是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而不是由于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电影的诞生是技术介入艺术的里程碑事件。这不仅表明了工业社会对于文化生产的接管、改造和重新规划，而且，技术的意义开始占据前所未有的份额。

　　迄今为止，电影仍然是技术刷新艺术的示范区。许多导演津津乐道的是大场面拍摄，或者如何再造视觉奇观，缺乏技术含量的视觉内涵追求——例如，再现人物的一颦一笑，一条皱纹或者一个眼神——遭到了漠视。艺术对于技术的日新月异顶礼膜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文化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相当多的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毋宁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地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之中的词、曲以及白话长篇小说的兴盛无不源于文学扩大表现领域的渴求，那么，现今技术对于艺术的驰援时常带来“为文造情”的倾向——后者成为前者的副产品。难道不是因为微博的问世，140个字形成的表述风格才得到广泛的首肯吗？难道不是卡拉ok的发明大面积地点燃了歌唱的渴望，流行歌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风靡吗？难道不是计算机软件的成熟，电子游戏背后的欲望才被调集和开发出来了吗？

　　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修辞立其诚”是避免“炫技”的准则，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徒有其表的形式体系。

　　技术主义往往制造出一种幻觉：光怪陆离的外观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的文艺晚会。大额资金慷慨地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无条件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产生某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莺歌燕舞吗？从节庆、赈灾、运动会开幕庆典到公司开张周年纪念或者旅游景点的夜生活点缀，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特殊的对比。摇曳多彩的灯光闪烁，美轮美奂的舞台背景，豪华乐队，群芳伴舞，然而，歌词大意总是一成不变的思念或者失恋。这种主题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豪华的技术装配？如果这些华丽风格被视为国泰民安的象征取悦某些官员，或者在技术装配的耗资之中夹带艺术掮客的抽成，那么，这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

　　工业技术促成了电影问世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奇迹。现今的电子技术是否存在相似的雄心大志？至少在目前，众多的游戏、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开心辞典》、《快乐大本营》、“超女”或者“好声音”的歌手选拔以及种种大同小异的相亲交友节目，“擂台式”的设计与技术的深度介入制造了空前的收视率。然而，如果这一切即是技术眷顾文化生产的前沿，人们肯定会产生“暴殄天物”之感。无数电子技术专家的心血仅仅带来几阵哄笑，或者“虚拟性”地参与一场恋爱或者旁观一次演唱表演以及知识竞赛，这显然有些小题大做。

　　可是，更为宏伟的主题又在哪里？没有人持续开发这些技术，使之超越游戏或者娱乐范畴从而进入公共领域，譬如利用手机投票选择市政建设的方案，或者评价某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艺术的深部不存在某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朦胧未明的状态，急迫地渴望崭新的技术给予再现。相对于生机勃勃的技术领域，艺术领域似乎过于平静。对于文化生产说来，这种对比正在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