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建筑是一种文化乃至历史的载体

　　他强调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任何一个经典建筑的价值，都是远远超出其使用意义的，是一种文化乃至历史的载体。”

　　在倪阳的经典代表作中，气势恢宏又令人振奋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最为著名。他和团队从中国文化元素中挖掘、提炼，形成了以“鼎盛中华”为理念的设计方案。

　　这座中国红的斗拱形状“东方之冠”耸立起来，在世博园里各馆中显得独树一帜。这为他迎来了作为设计师的最高荣耀，同时也赢得社会的高度认同。上海曾经做过一个网络调查，网民对中国馆的接受度高达92%。

　　记者：那你为了落实设计项目，要经常四处出差吧？

　　倪阳：我2014年都飞了60多70次吧，搞这行人都是这样的。设计者在完成设计的图纸后，只能算完成了项目的一半，还有一半是在现场完成的，要不断的跟施工方进行磨合，让他们理解和支持设计思想。就像那时候做世博会中国馆项目的时候，我作为副总设计师，每星期起码三天泡在那儿。

　　记者：世博会中国馆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抢眼了。当时你们把设计方案递上去的时候，觉得胜算的几率大吗？

　　倪阳：我觉得参加什么设计竞赛，并不是说你的方案好就入选，或者你的方案不好会落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东西就成了。所以我们交上去后，就不再想会不会胜出。

　　记者：参选的方案多吗？你们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倪阳：全国总共三四百个方案，结果是我带领这个团队的方案中了。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可挖掘的元素，我们希望中国馆能够诠释建筑与文化的联系，成为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的载体。其实，后来呈现的中国馆并未完全体现我当初的想法，原方案中中国馆外面是有一层罩子的，是有一层水幕和钢丝的，一个半透明的东西放在水面上，中国馆是隐隐约约地在这么个“方盒子”里头。我希望人们是不知不觉中进入到馆里去，不要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然，原设计是没有步级的。但当时中了标之后，一些领导人希望我们把这个“面纱”给摘掉，说“我们中国已经憋屈了这么长时间，露出来不好吗？” 而且，设计后来又被加了9米高的大步级。

　　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这样的，越大的房子就越往高处放，通过步级往上，来产生一种仪式感。从现在的思想看，我们觉得建筑跟人产生一种更直接、更平稳的过渡这种方式会更好。

　　记者：你设计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也非常有特色，人们对外形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说法。

　　倪阳：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是喜欢形象化思维。我们每次做一个设计出来，人们都会提这个问题：这个象征什么啊？这个纪念馆看上去像个船，我们就说叫“和平之舟”；或者说叫“断剑”，因为中间有一段是沉下去的造型，指着东面日本那个方向。

　　其实，我们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讲，更多地是理性地去分析从城市的、建筑的到使用功能各方面条件，然后进行一些逻辑的生成。纪念馆做成这么一个外形，最首要的因素是地形就是尖形的。

　　还有，在这么一个形状的地皮，要求做出一个万人广场，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个地方真正能建广场的中间地段，是站不了一万人的。所以我把纪念馆做成倾斜的，一边的屋顶和地面连在一起，在集会时人群可以到屋顶上去了，这样才可以容纳上万人。这样，展馆顶就成了倾斜的三角形，看起来就像是船头的那个感觉。

　　我们是先顺着功能和条件所设计出来的，它后来的形态也是自然呈现出来。而不是我先想做一个和平之舟，或者是断剑，然后往里面填功能。

　　记者：纪念馆的内部设计也有讲究吧？

　　倪阳：是的。这个展馆比较长，将近100米。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百分之三的坡度，一般人对这个坡度是不太感觉得到的。而且，我把展览路线设计成之字形的，那么参观者走起来会重心有些偏，一会是往这边，一会是往那边，这样会造成心理上的不舒适。很多人从展馆出来后会觉得不舒服，这一部分原因是被展览所讲述历史的东西震撼住了，而设计上在生理和心理上加剧了这种难受的反应，这是让人们综合体验的一种设计。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地方给人造成一种不舒适感，把人带入到那种悲愤交加、非常无助的一个时代。

　　记者：建设设计竟然可以加强展览效果。

　　倪阳：是的。后来，我们又设计了第三期工程，主要是胜利广场及公共场所。

　　记者：那第三期是什么样的呢？

　　倪阳：前两期很令人沉重，很多人说看了万人坑和冥思厅之后，到了和平公园心情还没平复。于是，纪念馆要建一个两万平方米左右的抗战胜利纪念广场。

　　我们设计的这个广场，要兼顾到一些仪式性的需求，以及平时市民活动的需求，搞纪念活动之余的360多天的使用也很重要，而且广场底下还建一个大型的交通枢纽站。尤其是胜利本身是令人开心、振奋的，表达手法也是强化这方面情绪。所以在设计上，不是像一期那样用硬的、冰冷的线条，我们把广场中央设计成螺旋形状，比较柔和、轻松和开放，显得生活化一点。它与前面的纪念馆用一个绿化道过渡，不会有一个非常突然的碰撞。

　　记者：胜利广场这边有实际的展示内容吗？

　　倪阳：有的。我们做了一个胜利之墙和纪念馆，有很多日本受降的记录和照片等。当时，日本在这一片战区（包括远东、苏联那边、韩国、东南亚一带）有17个受降点，但是在中国南京的受降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还有做什么别的重要设计吗？

　　倪阳：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是跟抗战相关，与731细菌战有关的——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那里是日本拿活人去做细菌试验的一个基地，在那地方杀害了有3000人左右，都有真实姓名的记录。这些被当试验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反日的，不光是中国人，也有苏联人和韩国人。

　　我看了介绍，试验过程十分残忍的。我由衷地感到：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太弱的话老百姓遭罪，真是生不如死。我们对这些有了认识，做设计时会加深了解，并且把它表现出来。你从设计图上可以看到，整个馆是黑灰色调，粗硬线条，如同所说的是“昭示历史的黑盒。”

　　记者：你目前有多少个项目正在施工的？

　　倪阳：应该有十几个吧，没确切地统计过，因为项目介入的深度也不一样。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太够，总是匆忙又充实。我在2014年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还代表中国建筑师发言。

　　记者：你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倪阳：我当时介绍了中国这方面发展的近况，还有展望中国设计师在本土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希望更多地走向国际。我认为，这种时机目前比较成熟了。中国的设计不单让外国人进来，我们自己也应该往外走，这才是一种互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