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背着相机跨出电梯，迎面撞见了喻景权教：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顶着凌乱的头发，套着半旧的毛衣，趿拉着棉鞋，走出办公室，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便陷入沉思。他仿佛刚刚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浑然不觉时间的流淌。尽管和想象的有些不同，但我还是试探着喊了他一声，他回过神来却一脸茫然。自报家门后，他连声抱歉，一边忙不迭地整理仪表，一边把我请进了办公室，开始了采访。

　　漫漫求学路 拳拳报国心

　　1963年11月，喻景权出生在浙江义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一心向学，凭着满腔的勤奋与刻苦，于1979年参加高考被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录取。1985年他赴日本短期进修1年，后再赴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博士后期间，喻景权在日本国武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基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然而，一切却在1995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8月，喻景权毅然结束留学生涯，应邀回到母校浙江农业大学任教并从事科研工作至今。（注：1998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人员选择回国的比例比现在低得多，喻景权却选择回来。问及原因，他说：“做一个国家的建设者，和做一个成果的享受者，是完全不同的。”

　　喻景权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在签证有效期内就辞掉了工作，放弃了在日本拥有的一切。谈起刚刚回到国内的那段时光，喻景权笑称，简直“不堪回首”——武田制药开出的月薪是30多万日币（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回国后月工资才400多块；1991年就拿到驾照在日本开上了小汽车，回国后又重新蹬上了自行车；科研项目除了拨下来的1万块启动经费，别的啥都没有。但即使在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之下，喻景权也从未动摇过，他甚至拒绝了去美国的机会：“人不能永远都是哪里好就往哪里去，不如扎根下来，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设施蔬菜生长发育不良、连作障碍及由此产生的农药残留一直是“老大难”问题，而实现蔬菜稳产高效、安全和生态环保的多赢，正是喻景权一直努力的方向。这些年，喻景权深入蔬菜产区进行调研、规划和技术推广，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哪里的问题严重，哪里的老百姓对新技术的需求强烈，他就走到哪里。通过降解调控降低农药残留进而提高食用安全性的技术虽然成本很低，但对提高产量却并无太大的助益，推广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很多时候都得自掏腰包贴钱做事。但喻景权始终坚持和强调农业科研的公益性：“农业科研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想从农业里面赚大钱不太可能。特别是看着农民那么艰苦，想想能为他们做点事，心里非常高兴。”

　　针对西部重要国防基地的新鲜副食品供应困难问题，喻景权开发出了沙漠无土栽培配套技术。大漠的风沙，海岛的荒凉，高原的艰苦，都没有抵挡住喻景权开展蔬菜示范和产业化推广的步伐。喻景权说：“国家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创造了那么好的条件，我们理所当然要有所回报，不能老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看问题。做一点贡献，真的是太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