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一枯荣，2017年和2018年击鼓传花般自然而贴切地连接到了一起。进入新时代，当然要有新风貌，就是要在充分认识新时代特质的基础上，让文学焕发出新的精神风采，突然想起著名作家陈忠实那句名言：“文学依然神圣”。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之极的鲁迅曾这样长叹。与鲁迅相比，我们何其幸运，躬逢盛世，只管在文学的田地里快乐地耕耘，种植梦想，民主与自由的风荡涤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保留文学物种。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写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大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汪曾祺也说过：“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学虽然不能生产粮食，不能盖高楼大厦，但能润物细无声地改变公民的品行，抚慰和温暖心灵的伤痛，让人性更美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文学就是防止世人都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学。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他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解决好中国信仰的问题，那么你就很难在竞争中得到金牌。因为信仰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的灵魂。”文学信仰对一个作家同等重要，如何在乱花迷眼、万象辐辏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祛浮躁、降虚火、练内功成为考量作家优秀与否的标准。一个称职的作家应该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文学创作好比种庄稼，有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的则欠收，甚至颗粒无收。刨除自然条件，方法及勤劳与否至关重要，创作的情形与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作家成长与进步的最好佐证。

　　我下过井，对煤矿情有独钟，并努力做一个煤矿的“言说者”。文学创作如同煤矿的开采，打眼放炮后攒出的有煤炭，有矸石，良莠不齐，关键要有一双慧眼。正如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生必有灭一样，煤矿的遗迹将随着工业革命的消亡也会了无痕迹，我的责任是尽可能延续这一过程，并力争让“煤城往事”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以至“怆然而涕下”。煤矿的明天必定沦落为废墟之美，俨如古罗马斗兽场，区别是一个地上一个地下，如何培养人们对废墟的审美意识，积极保护煤矿的废墟，补上废墟文化和废墟美学阙如这一课，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

　　辽源因煤立市，乌金一度成为辽源的符号和图腾，但随着资源枯竭的临近，曾经的荣光黯然失色，转身后的辽源与煤炭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临花自照，遥遥相望的状态。我的非虚构长篇散文写作，从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就是翻捡和捋顺辽源昨天的来龙去脉，让渐趋模糊的历史增加清晰度，每一独立成篇的散文都是一粒珍珠，用时光这根线连缀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项链，上面映现的娑婆世相与故事肌理，正是辽源的前世。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需要借助于文学的真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

　　当辽源历史被我的笔锋挑开一角的时候，蓦然发现，这座百年小城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历史当然需要记录，罪行当然需要清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探究是历史为何会出现矿工墓。对辽源这部苦难志的书写，每一篇都含有一份对于历史的探究意味，甚或以一种近乎“考古式”的审慎态度，形成了对一座城市前世的刻写，也成为对那群身处井下，被历史有意无意遮蔽，又在时间的烟尘中湮灭的矿工的再挖掘，让自己的作品具备更多的质感和深度，让自己的文字尽量展示出非凡的洞察力，不断尝试和接近，接近我笔下的真实，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挖掘出被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对东北沦陷时期西安煤矿的非虚构系列抒写，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文献性统一，力争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80多年前的苦难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传来的不止是一声叹息。铭记辽源苦难的过去，反刍日寇留给这座城市无法抹去的记忆与伤痛，“静思往事，如在眼底”。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一个个细节里，我的写作就是挖掘出这些细节，还历史本来面目，让后人记住黑暗和罪恶并远离，使每一篇作品都具备信史品质。

　　这部长篇非虚构散文，书写的疆域正在逐渐被拓宽，触角正在进一步延伸，看似形虽“散”去，实则神却依然聚集，每一个独立成篇的个体都从一个基点荡漾开去，扩散成一环套一环的涟漪，映现出历史的波光，通过一幅幅近代矿山“浮世绘”，既是对辽源人集体性格的记录，也是对辽源近代历史的记录。作为一个冷静的历史叙述者，去探寻隐藏在历史兴衰成败秘密中的一个个断层，为辽源这座城市留下一部“史记”，鉴古烛今，警钟长鸣，更好地面向未来。

　　毋庸置疑，新时代的文学会更加神圣，我与文学的厮守必将伴随终身，相看两不厌。立春快到了，我似乎已嗅到了泥土散发出的芳香，为了秋后粮仓的丰足，我已兴奋地举起了文学的镢头。

　　（作者系民进辽源市委会原副主委本文刊发于2018年2月1日《吉林日报·东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