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的1979年，我参加了人生惟一一次高考。

　　高考的前一日，也就是七月六号，从堂嫂家里借了一个旅行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复习资料，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个脸盆和刷牙缸子，根据通知还带了一卷草席。在中学集结完毕，送我们到县城考试的是一辆大卡车，密密麻麻地站着挤着摇晃着到了县城。很多同学没有去过县城，很惊讶很兴奋，我自然很是不屑。小时候生病来过，后来和小伙伴们结伴步行来过，高考前还和村里人卖过一次辣椒，八块钱的本钱只卖出了五块钱的货，剩下全烂了，真是痛心疾首。我们下榻在县委党校礼堂的空地上，每人分得一席之地。口袋里有五块钱，是否是父母借来的，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总之，我不能辜负了这五块钱，一定要考好！但条件的简陋开始让我的宏伟抱负变得虚无缥缈起来。几百号人拥挤在一起，正值七月的高温天气，礼堂外的一个自来水龙头无法满足需求，后来居然停水了。几盏大吊灯炽热的光芒似乎还在给这拥挤的空间、膨胀的空气加热，大批大批的蚊子开始轮番攻击。我一夜无眠，状态全无地走进了考场……三天后回到家，开始随社员集体上工，一个月后接到过线通知，参加体检，又差不多过了小一个月，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一年我17岁。

　　一九七九年，“文革”刚刚结束，我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考上大学，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没文化，但却有些见识。中年之后，才有了两个儿子。如何让这两个儿子将来有饭吃，不再受种田苦，一直是他琢磨的大事。他以有限的知识和视野作出了他一生最艰难也令他后来最自豪的抉择：给儿子读书！

　　父亲经常在家里描述他的梦想：两个儿子长大后，将来哪怕有一个能够戴着手表，有辆自行车，车上挂着一个提包在门前的马路上骑行，他就死而无憾了。然而这种梦想在“文革”那个年代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哥哥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这对父亲不啻是个沉重打击。周围邻居还有亲戚不免议论：书念得无用处，力气又没练出来，将来岂不成了废人！可以想见当年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

　　我永远忘不了老父亲送我的情形，手上捏着劣质纸烟，在村口，在小桥边招手。村人和亲戚又改口都夸父亲的远见，可明理的父亲人前背后都夸如今的政策好，他是从内心发出的。他朴素的深知一个道理，读书原本没有错，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让他赢得一个做父亲的尊严和荣耀！

　　我还要感谢我的恩师王传玉先生。在一个乡级中学，能有一个安庆地区的教学名师，是我的福分。他的语文教学极富魅力，从此认定文学是今生无悔的选择。七八年分班，我毫不犹豫地报了文科班。先生见我还有点悟性，更加悉心指导。分班后的安庆地区学期统考，我考出了一个好成绩，他非常高兴，中午留我吃饭，这种待遇令我激动像什么似的。

　　从此我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和他清秀可人的女儿在他的房间里复习，这令多少同学羡慕嫉妒恨！七九年，他辛勤耕耘的最后结果是，六七十人的一个班级就收获了我这一粒瘪稻，多少给了他一点安慰。

　　离开家乡那天，我挑着絮被箱子来到中学，准备第二天一早搭同学的货车到下枞阳坐小轮。晚上我俩睡在一起，我一夜无眠，百感交集。早上四点钟，他就起床用煤油炉为我准备早餐。上了车，他左叮咛右嘱咐。车子缓缓启动，我的喉头渐渐硬了，内心一片潮湿，他不再是严师，更是一位慈父……

　　39年，我和我的国家一同经历、一同见证、一同成长，如今回想，永远忘不了那个改变命运轨迹的原点，1979年夏天的那一次高考。

　　（作者系民进铜陵市委会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