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府其实并没有直接给人民多少钱、多少物，只是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东西还给了或部分还给了人民，譬如“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相对“言论思想权”等。仅此而已，人民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长，各显其能，发挥最大潜能，谋生创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几千万知识青年只能按国家规划好的道路，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创造的财富很有限。八亿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只能照章办事，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艰难度日。稍有越雷池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被血淋淋地、生生地“割掉”。造成人力、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各种措施，画地为牢，把人民限制在当地，无论多么困苦，多么无奈，都要死守着，干靠着，硬磨着。不像现在，农民工可以自由去城市和外地打工挣钱，解放了大量生产力。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更没有“言论思想自由权”。“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凋敝。人们谈“言”色变，心有余悸。文化科技事业严重受挫枯萎。“言论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端。人生而为人，就要说话，就要思想，就要交流。“言论”和“思想”是一体两面。只有交流和思想自由，才能创造自由。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人民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就有多大的创造空间——这被中外无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譬如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药方。但与中国的众多科技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长期被忽视。在诞生了青蒿方的中国，却无人知道如何有效治疗疟疾。康熙皇帝因疟疾险些丧命，最终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救了康熙一命。但专制思想和制度，使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皇家专用圣药，深藏宫中，秘而不宣。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皆如石投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

　　假如这种自由制度和思想发生在中国，葛洪的“青蒿药方”和传教士的“金鸡纳霜”，绝不会淹没在药书里和秘藏深宫中，而是会被医生、学者们自由讨论研究，进一步验证推广，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