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15岁，正在读高一。招生公告张贴出来时，人们奔走相告。懵懂的我们也有了梦幻似的惊喜：可以考大学啦！老师让我们找出一些六十年代出版的数理化书看一看。可诺大一个村子里没有找出一本来。学习的紧张程度全然不象要参加重大考试，星期天及“麦假”和“秋假”，大家都照旧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糊口”。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课本是各省自己编的。参加高考的考生普遍缺乏复习资料。老师们搞到一点复习资料后，就想方设法尽快刻钢板，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参加高考的同学。

　　我是属于爱学习的。其实，说到底也就是爱看书、看报刊。当时，中央也只有两报三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人民文学》、《诗刊》，各省仅有一报一刊，山西的是《山西日报》和《汾水》。那时，我们下村公社连一个书店都没有。想买书看得去二十多里外邻近的东沟和大阳。我上学时，作文写得好，语文老师喜欢，数理化根本就没有“入门”。家里虽然贫穷，但我的母亲在我买书这一方面出手很“大方”，经常是一块、两块地给我。可当时的文学书籍尽是《大刀记》、《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一本名著都看不到。除了课本，也就只能看这些了。

　　那时的学校学习气氛不是太浓，一是老师水平低，中师毕业的教高中；二是学生基础差，教材与工农业实际结合紧，双基方面欠账大。没有教学大纲，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学生把落下的课程补上来。如果说肚子里有点知识的话，也就是死记硬背了一些东西。为了高考，我也确实下过工夫。学习得有个清净的环境，因此我尽量不与同学玩耍，一个人躲在家里的楼上或者田地里看书学习。有时他们根本找不到我。

　　八月份的一天，我和大伙一样蹲在地里“间谷”。旁边的生产队长说，“党辉，念完高中后，给咱们三队当会计吧？”我说，“我要考大学。”

　　1979年，轮到我参加高考了，那一年我17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报考的是文科，总分没过分数线，主要是数学成绩太差,只考了13分。父亲说：“你年龄还小，以后可以继续考，要么去当兵，反正得走出农村，脱离‘农业社’”。父亲找到我老舅的女婿让他给我找复读的学校。10月份我到晋城一中，在袁东升老师当班主任的文科复习班开始备考。复读的日子，紧张、枯燥。吃的是早晚玉米面糊糊配咸菜、中午汤面条，偶尔配一个白面馍。宿舍就在一个教室里，睡的是“通铺”。早上五、六点上自习，晚上熄灯后，点上煤油灯还得在教室里“苦读”。目标就一个：考上大学。虽然我是复习生，但上学那时光让干农活了，没学多少东西。很多简单的题我也要费半天劲，做不了。还有好多高中的课程，我根本就不明白。当时做的什么题目早忘了，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的情景永远地印在了脑海之中。

　　七个月的复读，只回了三次家。那年元旦放假，口袋里连七角钱的路费都没有，与同村在一中读高二的两个同学沿着公路徒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