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党辉:我的高考
1980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报名费是八毛钱,报考的还是文科。什么招生计划呀,学校和专业呀等等信息一概不知,连填报志愿都糊里糊涂的。当时招收学生的学校少得可怜,填志愿也就凭着自己的喜好随便选了几个。
考试结束后,只觉得像解脱了紧箍咒一样的轻松和愉快,自我感觉良好,好像自己离大学很近了,希望在即似的。那时,招生人数少,几乎每个试场按比例只能考上二三名,真正的考“状元”呢!父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估计考上了,因为凭感觉我考得不错。后来,参加了工作,才知道1980年全国报名参加高等学校统考的人数为331万多人,录取新生28万5千多人,录取率为8.6%。
这天傍晚七、八点钟,我仍在地里给玉米锄草。听见我母亲喊“喂!快回来,公社来电话了,让你去长治面试。”回到家才知道,必须第二天早上赶到学校,统一坐火车去长治。吃罢饭,我姑夫骑自行车带着我去距家近六十里的晋城。当时村里绝大多数人家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骑。姑夫把我带了二十多里,到了东沟,碰到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向司机求情,我坐上,连夜到了晋城。
面试后,我对自己的希望更大了,每天都在企盼和担心。一方面希望早一点得到录取通知书,另一方面,又希望录取通知书慢一点来,免得听到不希望得到的消息打破自己的美好憧憬。
嫌在农业社劳动挣的工分少,父亲又找人让我到在城里的村副业队当小工,修建西关影剧院,挖地基。往后的日子里,天天翘首以待等通知书下来,由于刚刚恢复高考,很多制度还不健全和完善甚至还存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阴影,分数不公布,也不知道分数线,更没地方询问。一切好像都在“暗”中操作,谁也不知道详情,就只能这样干等着,盼着。
一天下午,大队唯一的拖拉机手笑嘻嘻地走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坐在村里唯一的一台30拖拉机上,心里美滋滋地回到了家里。
我终于考上大学了。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高出分数线31分,但志愿报低了。
过了几天,我去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当我恭恭敬敬地把录取通知书捧给秘书时,秘书对身旁的一个人说,“国家人才,谁也拦不住啊!”。可见,当时,一个人走出农门,是多么的困难。
10月8日,我告别了生我养我、我为之付出汗水的农村,进入晋东南师专英语专业学习,成了我们村子里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全国统考录取的大学生。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而我的那个非常时期的非常高考,我始终无法忘怀。还好,毕竟付出的得到了回报,我无怨无悔。
如今,我已到知天命之年,回首半生足迹,最关键的节点就是高考。感谢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很快就决策恢复全国高考。是高考改变了像我一样的亿万农家子弟的命运!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当我们歌颂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恢复高考。这项功绩是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的。高考依然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一杆公平秤,是亿万学子的人生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