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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基本标志

发布时间:2018-11-06  来源:民进山东省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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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断探索,中国正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标志。

  文化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与互动。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建立后,都要致力于社会稳定与安宁,进行制度与秩序构建。社会安定之后,就要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水平,使人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还遭受着重重禁锢,面对当时国民经济的现状,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调整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各种关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各种人心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文化的发展就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

  那么,怎样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认识与对待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曾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公民道德、荣辱观的学习教育。然而,思想文化建设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关涉极广的系统工程。文化建设要取得更显著的成效,使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华文化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理解中华民族和谐和睦的内在机制。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我们要大力中华优秀弘扬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讲清楚中华文化中积淀的深沉的民族精神,直面自己的历史文化,了解并理解自己的历史过往,认真检视,客观对待。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先秦时期,尤其尧舜三代以至春秋战国,这是中国文化确立或形成时期。这时期,以孔、孟、老、庄为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孔子儒家,他们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秦汉以来以至近代的“帝制中国时代”,是对先秦诸子的综合与创新的时代,这时期的学术“兼儒墨,合名法”,形成了汉代具有综合特点的“新儒学”。具体表现为儒学走向民间,与社会密切结合。帝制时代与先秦不同,这时期政治上皇权至上,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逐渐强化“威权”,即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呈现出为后世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从而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在政治衰败,外敌入侵,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受屈辱,欧美文化如潮水般涌入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进入“反思阶段”。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民族文化。由此我们看到,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清。

  对中国文化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影响之大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在中国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人们关注民族命运,希望尽快走出低谷,于是思考文化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对传统文化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地看到了孔子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即使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儒学被扭曲的帝制时代,孔子所确立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依然不断被阐发、被践行,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支撑。正如有的西方人士所说,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时间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却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不论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还是从高度文化自信的树立,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反省”仍然在进行。总体观察当下人们对于孔子儒学的理解,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研究孔子儒学与中华文化如果不能把握“精髓”,就不能抓住“要领”,就有可能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乃至南辕北辙。“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传统文化怎能发挥经世化民的作用?只要从文化体系、价值体系的高度全面把握,才能走近孔孟的伟大心灵,才能借鉴古圣先贤的智慧。

  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的根基,就要了解传统文化的关键内容,明白弘扬传统文化的关键主体,使文化发展既“登峰”又“落地”,并且把握文明互鉴的主动权,就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