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代，过年吃年夜饭算是最盼望的一件事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年夜饭印象就是“五斤猪肉过个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猪肉价格先是七毛三，后来又涨到九毛八，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得起的。所以“五斤猪肉过个年”就成了我们村里人的口头禅和习俗。那时，父亲是一家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工资32元。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带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猪肉对于我们这样清贫的人家，算是奢侈品了。

　　有一年过年，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到了腊月二十九还没回来，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不回来过年，年夜饭就将就一下吧。”其实，因为爸爸没回来，家里已经没钱买肉了。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几个围着灶台馋得直哈气，母亲想到我们没肉吃非常痛心，于是从来不求人的她跑到村长家里，说尽了好话，终于借了半斤猪肉回来。晚上，正当我们围坐在桌前，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一小盆猪肉炖大白菜时，父亲冒着严寒进了屋。看到父亲回来，我们都很高兴，更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带回来几斤猪肉。父亲说，这是单位发的年货。本来雨大，又没车，不回来了，但看到这猪肉，他就马不停蹄，硬着赶了几十里的山路走了回来。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年夜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我总是对我的父亲母亲充满了温情。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建制撤销，他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一个国营农场工作。那时侯，老百姓的日子已经明显好了起来。在我们那个农场，除了种植棉花外，几乎家家都搞起了副业，养起了猪、鸡和鸭等。“五斤肉过个年”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1983年春节，因为大哥当年要参加高考，母亲想把大哥转到一个好的学校读上一学期，以便高考的把握更大些。托人一打听，转学加各种费用差不多得交三千多元，那一年是荒年，田里的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也仅存两千多块钱了。我和两个姐姐都在上学，费用也很大。为了大哥的事，母亲和父亲起了争执。父亲说，算了，别转了，就要到春节了，总得留一些钱过年。母亲说，钱借一借，省一省就有了。没钱过年，就过简单点，老大的前程是大事。最后，父亲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年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紧巴，虽然也象征性地摆了一桌子菜，但我们都很懂事地对那些荤菜不动筷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初一，就会有亲戚朋友来拜年，荤菜我们不吃，就可以用来招待客人。情况也确实如此，年夜饭的鱼就留下来招待了两回客人。第一回招待客人吃去一小层；第二回，母亲回锅时将两条鱼翻了个身，又招待了一回客人。

　　那一年的年夜饭有点特别。直到现在，已经出外工作多年的大哥还常回忆起这事，连说是为了他亏欠了弟弟妹妹们。

　　进入九十年代，杀猪过年成了新的习俗。那时的猪没有现在的饲料，都是靠农作物和剩菜剩饭来喂。年初抓头猪养，年尾下来也才二百多斤。条件好的人家将猪杀了，全部用来过年； 一般的人家卖掉半边猪，留半边猪过年。新鲜的，加上腌制的，够一家老小吃到正月十五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