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从小学到现在填过多少次履历表了。那些表格中，除了年龄在增长之外，附带着家庭成员的学历也会出现一些变动。

　　我的父亲生于解放前，如今已逾古稀，他一辈子没上过一天学。所以他的“教育程度”那一栏一直都填着“文盲”。

　　正因为自己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所以他硬是用“只事稼穑”的双手，将我们兄妹仨送出了农门，成为让村里人羡慕的“吃皇粮”一族。没有别的能耐，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网，唯有将双手伸进可以创造些许财富的泥土。除了在自家的那十几亩责任田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父亲还到村里其他人家转包了十几亩田地。一到暑假，我们走到田间地头，跟在父亲后面，除草、施肥、打药，硬是帮庄稼冲出了杂草的重重包围，长势喜人起来。我们没有怨言，因为我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就藏在稻壳里、棉桃里。

　　我的第一学历是师范专科。走上讲台后，我深知要想“给学生一瓢水”，老师仅仅“准备一桶水”还远远不够，得“准备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才行。于是，我加入了自学的行列。经过三年课余自学，三十岁时，我拿到了自考本科学历。

　　中文系出身的我，还喜欢舞文弄墨。闲暇时间，喜欢对着电脑，新建Word文档，敲敲键盘，将自己教学心得和对生活的见闻感受输进文档，反复修改后，发送到报刊的收稿邮箱。就连到菲律宾马尼拉粤侨兴办的华校支教两年，也没停止。一路下来，这些年，我在中菲两国公开发表论文和文学作品已有七百多篇（首），参加各类征文活动，获奖三十多次。

　　十四年前，我从安徽老家调入中山火炬区一所初中。我发现仅靠本科学历，就想站好三尺讲台，实在有些后劲不足。还没到四十，我还得提升自我才行。我报考在职教育硕士，第一年被重庆师大录取，嫌路远，没去读。第二年被广西师大录取，学校位于“世界山水名城”桂林，那三年寒暑假，我都在桂林面授充电中度过。尽管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但连续三年都被评为唯一的“优秀教育硕士”。参评条款中有个硬杠杠，就是要求参评者当年要在省级以上教育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好那几年，我在《中国教育报》上都有文章发表。四十岁，我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拿到教育硕士学位。

　　我将餐桌移进书房，蒙上桌布，当做长案，可供三人同时“办公”。儿子也深受我的影响，我在电脑上创作，他要么在一旁做作业，要么在同个桌上看书，有时灵感来了，也会用另一个手提电脑进行创作。读到高中，他也发表过文章二十多篇，参加征文获奖七八次。

　　这些年，我履历上的学历，由专科、本科，变成硕士；儿子的文化程度，也由小学、初中，变为高中。我先后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儿子去年年底收到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俗称“法国清华”）的录取通知。这些履历表格的变化，也与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改革开放“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不断向前发展相契合。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作者系广东中山民进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员 中山市火炬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