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与上海民进结缘，2002年正式加入民进，先后担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专职副主委。经民进组织推荐，先后担任上海市十一政协常委，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见证和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践。

　　从民进之友到民进会员

　　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拉开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大幕。之后发展起来的民办教育，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这给决策者、研究者和办学者都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民办教育如何健康发展？政府应该怎样管理和服务？当时我作为上海市教科所研究员，深感中国民办教育的实践探索亟需理论支撑。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市教科所和浦东新区社发局领导的支持下，我毅然牵头，创办了协和教育集团和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一手抓研究，一手抓实践，遵循“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为学校改革发展服务，为教育理论建构服务”的宗旨，构架起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办学相结合的桥梁。

　　彼时，民进上海市委会也正关注民办学校出现后政策真空的问题。双方关注的共振，让我和民进结缘，多次参加民进市委会召集的民办教育课题讨论会。

　　1998年九届人大常委会将民办教育立法列入五年规划。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十分重视，要求加强民办教育立法研究。2000年3月民进中央在徐州召开民办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嘉宾几乎囊括了当时民办教育领域所有顶尖专家和名校长，我应邀参会并作演讲。这让我走进了民进中央的视野，也让我进一步了解到民进人的教育情怀和担当。

　　同年6月，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普陀区人民政府举行“全国民办教育发展研讨会”，我作为会议主办方负责人除了邀请全国人大、国务院、教育部有关领导和各地专家学者、办学机构代表外，还特地邀请民进中央副主席、社会学家邓伟志和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秘书戴萌睿参会。之后，戴萌睿参加了有关课题的研究。

　　戴萌睿返京后，向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虞音汇报了会议情况。鉴于我创办的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已成为民办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阵地，为了壮大在民办教育这一新兴领域的参政议政力量，形成全国民办教育政策研究的高地，民进中央有意吸纳其中的佼佼者。

　　2001年底民进中央全会期间，戴萌睿向邓伟志副主席汇报了发展民办教育界人才的想法，邓主席首先想到了我，并表示愿意做介绍人。回上海后，他和民进市委会组织部部长金培基两人一起介绍我入会，并很快办好了手续。至此，我正式由民进之友成为民进一员。

　　不负许主席的鼓励与关怀

　　2000年我组织力量撰写的《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一书出版。之前，有朋友建议请许嘉璐主席撰写序言，于是我将书稿目录和代拟序言稿转给了许嘉璐主席。没隔多久，许嘉璐主席来了回复：“把全部书稿拿来给我看，是否写序，由我看过书稿后决定。”我马上把一厚摞手写书稿奉上。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许嘉璐主席在“五一”长假期间读完了60万字的书稿，并亲笔写下了六千字的序言，他写道：“这本书反映了近年来民办教育领域研究的成就，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收获……而其中许多见解实在值得所有从事或关心教育事业的人们一读。”由此，我和许嘉璐主席结缘。受许嘉璐主席的序言激励，此后，我连续主编并出版了七本“民办教育丛书”，大大拓宽了民办教育的研究视野。

　　2003年，我被提名为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又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当晚许嘉璐主席约我到住地谈话，希望我不辱使命，为中国教育发展多建真言，多献良策。同年末，许嘉璐主席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民进上海市委会主委严隽琪到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视察，并参观了协和教育集团所属的协和双语学校，听取了我的汇报，对“科研为中心，学校为基地，周边事业作保证”的运行体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谈到研究机构的体制创新时，许主席说，“教育本质是社会的，单靠思辨是不行的。这一点，我对胡卫非常钦佩，因为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来自亲身实践的积累。”在了解了上海民办教育协会的运作机制，尤其是依托民办教育研究所实现其自律、维权、评价、研究功能后，许主席回应道：“我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办教育协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许主席当即表示返京后要尽力促成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年，在许嘉璐主席的推动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许嘉璐任名誉会长，陶西平任会长，我出任副会长。后来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落户上海，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出任院长，我担任常务副院长；若干年后，王佐书同志担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我接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