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生活的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资讯的获取也十分便捷，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方便地传递信息，随时随地与外界交流与沟通。如果时间倒退回到从前，这种景象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上小学前我在农村生活，大队的高音喇叭是村民获取外界消息的唯一渠道，公社和大队里的一些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息都会在大喇叭里播放，后来村里给每家每户都装了有线广播，大队里的通知和一些新闻就可以在家里收听了。为了节约用电，村民每次收听时拉一下开关，村里人形象地称之为打开话匣子，听完了再拉一下开关，所有的广播都是定时播放，大家按时收听。那时候农村的小伙子大闺女结婚，如果家里置备有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那是一件非常风光有面子的事，在全乡全村都是生活富裕的好人家。我家当时比较贫穷，只有一转，就是一台缝纫机。这唯一的一转，还算是生产工具，母亲用它来帮人缝制衣物贴补家用。

　　等上了小学以后，我家搬到了市区，姑姑家是铁路轨枕厂的职工，住在郊区的工厂旁边，每年到寒假，我们就坐火车去姑姑家玩。郊区到了冬天，积雪很长时间不化，还有天然的滑冰场，可以划着自制的冰车在冰面上飞驰。姑姑那里最奇特的是一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清晨客厅里都准时响起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的声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会出声的方方正正的“大家伙”，声音听起来暖暖的，很好听。白天的时候，“大家伙”就被用一块好看的布遮盖起来，我们小孩儿都只看不动，生怕给弄坏了。

　　后来又一次见到收音机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的学校有午休，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每天中午就去附近的老姑姑家里休息。她家的收音机每天都在12点半准时打开来收听空中书场节目，印象中好像播的是刘兰芳的《杨家将》，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坐在小板凳上，全神贯注地听杨家将保家卫国的故事。小孩儿一般都比较淘气，但我沾了听评书的光，每次老姑姑提到我，都说我在她们家里特别乖。

　　上初中时，为了学英语，家里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上面带有调频和调幅的功能，但我却从没有把它当一个收音机看待。有一次班里要搞一个文艺活动，为了准备节目，就用收音机在电台里找歌，正巧广播里播放每周一歌，是朱晓琳的《想》，我听了觉得特别好听，于是每天放学回来都在这个时间段听这首歌，虽然最终也没有学好，班里的活动也没用上，但歌曲的旋律、歌词和学歌的情景记忆了很多年。

　　上大学以后，为了参加英语听力考试，学校要求每个人都购买能听校园广播的大耳机。没有听力考试的时候，大耳机也能用来收听公共广播。有一次从大耳机里偶然听到大连外国语学院播讲的中级美语，感觉内容很适合，于是坚持了很长时间来收听。大学里用大耳机更多听的是北京音乐台的音乐节目，印象最深的一个是Billboard音乐排行榜，还有一个是伍洲彤主持的零点夜话。宿舍有个承德的同学特别着迷于听广播，每天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带着大耳机。大学时学生都比较穷，虽然在大学里广播听得很多，也没有闲钱买一个专门的收音机。

　　大学毕业了，这时的广播已经逐渐没落，大家更多地开始听磁带、MP3、CD等音质更好、更便携以及可以自己选曲的电子音乐产品，但我始终心里有个收音机的情结，所以，趁在美国访学的时候，专门在美亚上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根德牌导航员版收音机。在美国开车的时候，租来的汽车很简陋，没有CD唱机，只能收听广播，很多美国乡村音乐就是在那时听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脑、移动互联网和手机占据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飞机上、火车中，感觉总有一块儿屏幕在眼前放点儿什么东西。生活已经不再是生活，而是被各种电子设备包围。每天忙忙碌碌地生活，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

　　直到现在，因为有了孩子，收音机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收音机方便收听，没有屏幕对孩子视力影响的担忧，而且现在的收音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目前人们的收入，收音机的价格非常低廉，即使功能强大的收音机大家也能很轻松地购买，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广播电台把自己的节目通过互联网，放在了网络上，现在人们收听电台，不再为电台传输广播信号的距离和清晰度困扰，通过网络收音机，人们可以收听全国甚至海内外的广播信号。就在不久以前，我又买了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不但能收调频，还能播放TF卡和闪存里面的音乐，实现了收音与自主选择播放内容的功能，与过去的收音机相比，功能更多了，体积也变小了，还可以反复充电使用。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能够拥有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以至收音机都不能算一样家用电器了。收音机本身也变化了很多，从一个有形的实体退化为一个手机上的软件，原来昂贵的遥不可及的设备，现在却随处可得，平凡得让很多人都遗忘了它的存在，然而我仍然喜欢听收音机，仍然还用它与孩子一起听新闻、听音乐、听英语、听评书，这个小小的话匣子，不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还让我又重新回到了生活。

　　（作者系民进北京东城区委会专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