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头维持生活的，这样一来，不但不能再进学校，也不能不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才跑到上海来帮助蒋观云先生（他的原名记不起来了，那时他又自号智由；他是蒋尊簋的父亲）编辑《选报》。

　　那时（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革命党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蒋观云先生是维新派，《选报》不过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论说批评批评政治，形式还是线装书。

　　我帮助蒋先生编辑。选报，不久，资方的赵祖德先生（他的别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见面，我称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来我改为夷初。）想再办一个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学报》，编辑写文的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和同学（汤、杜），不免要带点革命思想给读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为刊物虽办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但却要公开行销到内地去，自然不能“畅所欲言”了。

　　这时，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见腐败，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候。因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权贵”都怕他们，正是“唯命是听”了。

　　但是，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见加强，革命思想，灌输到知识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扩充不止，因为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内地也秘密输入的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动，常常给人们不断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汉口起事被杀（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属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庆里，他的大儿子唐蟒〔圭良）年纪比我小几岁，我们很要好，一天。他约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见了他的七十岁的祖父，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样子，摸着圭良的头（那时圭良活象一个寺院里的小沙弥）托我们替他照管照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原来，圭良还有九十岁的曾祖母在上头，唐先生弟兄的死信还瞒着她呢）。）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动。在上海的维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发生，又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我们还可以昌言无忌。那时，清朝虽则也有象胡适考据过的“校事”，却还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钧做上海道，叫他来侦探革命党，结果，《苏报》的案子，还碰了一鼻子灰。

　　我这时年纪不到二十岁，遇到法国对龙州、俄国对奉天这些事发生，张家花园（现在的泰兴路南段就是张家花园遗址）开会总去参加的。张国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象现在对民主一样。

　　后来，赵先生又别有企图，我们师生也各有各事，就散了。《新世界学报》也就中止。

　　汤尔和往日本学陆军去了，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学生“鼓噪”了，组织义勇队，要回国来，情愿和俄国开战，先派了汤尔和、钮永建回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见，到了保定，见了袁世凯，袁只给他一个电报看，他们的任务就终止了。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说他们是革命党，有密令则袁世凯逮捕。当时，我在杭’州，得到消息，尔和已“被杀”了，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叫他来商量，我们怎样去处理他的后事。又给袁世凯“幕府”里一位魏少棠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尔和的长辈），得他的复信，说没有这回事。原来，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

　　我因家庭生活的负担关系，往来杭州上海，教书写文。那时，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别字秋枚），独自办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艺通报》，约我写文。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又约我和他的同学黄节先生（别字晦闻，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办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国粹学报》。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气，居然风行一时，柳亚子、陈佩忍、章炳麟、刘师培都是革命分子（刘师培后来拜了端方的门，并且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竟加入了筹安会），也先后加入写文。柳亚子、陈佩忍发起组织南社，做同盟会的外围，我也加入了。这时，我正学做诗，读了一本《孙逸仙》，就胡诌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末了两句是；“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因为在杭州游西湖船里做的，所以就把满湖两个字双关用了。

　　我是二十岁（前清光绪二十年）结婚的，那时，胆子却不算小，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联对，现在也记不起了，末了大概是“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明年，汤尔和结婚，我送他一副新房联对，记得上联的末了是：“快播革命种”，都在杭州裱画店裱出来，却没有遭到危险。因为当时没有特务。

　　以后，我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做了几年教员，在江山县立中学堂，遇到一件有关革命的案子，原来，江山是浙江边上的一个县份，在宋明的时候，文化水准还不错，到了清朝，乾隆以前，就科举考试的还不多，据说是因为“故家遗族”反对清朝的缘故，在《江山县志》上记载乾隆时候有—位姓郑的还为“清风不识字，翻我案头书”两句诗几乎灭族。这种历史的教育，到了这时。还有人接受他。

　　一位毛云鹏先生，是江山数一数二的读书人，他热心要办一个县立中学堂，和知县李锺岳商妥，把旧有的“涵香书院’来改造一下，这样，就得罪了地方上旧派里靠书院膏火（就是现在的奖金）补助生活的人。毛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他在省城里买了些清朝皇太后那拉氏（就是西太后）皇帝载湉和什么什么妃子的相片回去，他偶尔在那拉氏的相片上写了《西厢记》里一句：“我见了也消魂”，给他们设法拿走了，就告到县里，说毛先生是革命党，在皇太后相片上写这样的东西，便是“大逆不道”。

　　知县李锺岳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做官也还不差。（前清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国的“传教士”在地方上真正“横行”极了。江山县前任知县龚廷玉吃过教士和教民许多苦头，他却对付得“奉命惟谨”。李锺岳到任，当然先向他“请教”一番，他说：“这里人民很好，只是教士、教民不可放纵。”李镜岳当他说的是好话，头一件办的案子，便是教民控告平民，李锺岳毫不“徇情”，办了教民一个罪，教士去说情，也不理会，因此他们倒不敢胡来了。其实龚廷玉倒是“不怀好意”的。）他晓得这里面的缘故，但是，案子太大了，他不容易明白地帮助毛先生，况且他的顶头上司衢州府知府是个满洲人，更使他棘手了。他赶忙设法把对方缓住，而对方还威胁他说：“知县办不了，我们上府里去告。”

　　毛先生自然也没有办法，因为凭据落在他们手里。那时，我替他写了辩文，只说皇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没有明令颁发出来，民间无从得着。这固然不够替他解释，但也有点道理。我又和本地人两位同事，在夜里跑去访李知县，给他说利害，如果这事不能消弭，你的“处分”也不小。第二夜他来回访我们，他说：“请你们告诉毛先生家里，我决要把这件事情消弭掉，叫毛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我就要上府里去，祝道台的寿，道台是我的同乡，我和他的少爷又要好，必定想个办法。”后来，果然叫毛先生出了一百担谷，就了事了。

　　有了这件事情，毛先生自然不能再办学校了，我也回了杭州，下半年去广州，这是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事，这时我二十二岁。

　　我到了广州，先在两广师范馆，后到两广方言学堂，都是教书。方言学堂的学生，有许多加入同盟会的，如朱执信、林云陔自较知名，却有一个怪人，他并没在方言学堂毕业，中途就去了，这人姓廖、名容，惠州人。他离开了学堂，去加入“洪门”，辛亥革命时候，他在王和顺部下，后来王和顺做了惠州镇守使，他当了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他却是有怀抱的。且等后边再讲。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