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方言学堂三个年头，实在没有什么贡献，学堂的前身是个游学豫备科，请过日本教员，还留下许多日本军刀，据说是体操教员用的。我向来弄弄过什么开四门一类的玩意儿，也就借此温习温习。后来又和几个同事在休息日子去到长堤游玩，总是骑马往来，我又练习骑马，居然可以不用控级踏镫，大跑而特跑，这都是我有用心的。可是，有一次把我吓坏了；这次大约是春秋佳日，我们同事高兴去玩息鞭亭，一伙八个人，个个跨上牲口，他们都是不会骑马的，各找了驽马代步。我却出风头了，马保把他们选剩的，其实也只有这一匹白马，神气的确不凡，我没有晓得他的性子，因为向来没有碰到这样出色的，一搭他的背，就坐上了，那晓得他不等指点，出了马棚，一口气自由地向息鞭亭大跑而特跑，我排命地勒住缰绳，连偏缰也勒紧了，他的头至少有七八十斤重，可怜我把全身的力气用尽了，还要照顾踹死别人，但是，竟没有办法控制他。可是十里长途，不过两分钟就到了“息鞭亭”外，我正怕跑迸游人聚集的地方，收勒不住，怎样得了？幸亏有一个马保早看见了，他就做了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姿势，说也真怪，我这坐骑到了他的面前，动也不动了。我在马上虽是心惊胆落，可也觉得满身舒服，向来骑马不曾遇着过。回来时，我没有勇气和这匹神骏斗法了，我便请一位同事调换一下。可是，我骑着一匹可怜得很的腿又粗、G2又长的劣马，仍就怕他有什么怪脾气，而那位同事坐在这匹神骏上闲暇得很，这匹神骏也绝不离开队伍，不过有一个马保押住了他。

　　从此，我几乎不敢骑马了。这年，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元年，方言学堂的监督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他当选了浙江咨议局的正议长，要我回杭州替他帮忙，而且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也找我当教员，我就回了杭州。那时，杭州有一个秘密组织，我的朋友参加的不少，常在庙宇或词堂（如西湖的白云庵、三潭印月的彭公祠）里秘密会议，我也有时参加，但没有什么作为。我有一位“宗文义塾”的同学杨廷栋，后来改姓名做顾乃斌，从武备学堂毕业，做了营长，我和他常在火车站小茶店碰头，他坐茶店是有点顾二娘卖人肉的派头，我们也在这里谈心，好在那时没有特务。

　　话要说到“辛亥”年了。这年夏天，汤尔和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到日本去，我跟他到东京一玩，但是，我不能说日本话，他又不常在东京，因此，我就窘了。我的目的要找章太炎先生，我和章先生，论亲他是长辈，论年我是后辈，不过如上文说过的，在上海为国事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谊在师友之间。那时，他住在东京一个乡间，和他的大女儿章 、女婿龚宝铨同居，里外不过十多张席子的地，章先生和我算有凳子坐的，龚宝铨就日本式的坐地了。他和我谈得火热，定要留我吃午饭，饭是白洁得不能再白了，但是，配饭只有一碗大蒜煎豆腐，是我们杭州的家常小菜，我觉得使他享受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和他谈起国事，他自然仍是革命、革命的一套。我请他介绍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许他回国后和陈老师商量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是好朋友，他的第一次逃亡台湾，是由陈老师从黄绍箕、孙诒让、宋恕得了清朝要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的。这时，陈老师做了咨议局议长，或者可以想点法子。我回来以后，自然也给陈老师商量了，恰巧这年浙江大水，浙东很闹乱子，章先生的故乡余杭县也有水灾，而且也闹事，怕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于他不便，我当时就回信给他说明，请他等一等。

　　这年，正是清朝的运气不好，盛宣怀做邮传部尚书，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沪杭甬铁路原是从外国资本家手里争取回来，由江浙人自己筹款办的，办的也相当不错。铁路局总理是一位浙江有名的汤寿潜先生，他是翰林出身，老虎班（翰林散馆放知县，照例马上得缺的，俗称老虎班。）的安徽ＸＸ县知县，他老在八股里议论时事，文章也做得出色，而且另外做了一部《危言》，也是大谈国计民生，尤其是讨论盐务，所以“名满天下”，那时，他和做中国历史的夏曾佑先生是浙江双壁。（夏先生也是老虎班安徽知县。）他们都是辞官不做，所以名气更高，所以汤老就被推举做了沪杭甬铁路局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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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耍一耍手段，把汤老放了安徽盐运使（汤老先被赏给四品京堂），这是调虎离山的计策，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朝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这时，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沈玄庐就是代表的一个），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咨议局议员）想把扩大事态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丰裕的人，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可是没有股权进不去的，守光想了办法，借得几个股权，便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就被我们控制住了，一致主张挽留杨老，反对收归国有。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为三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养了长须，守光也有胡髭，但是，论年纪我还不到三十岁。

　　一会儿，武汉起义了，我们三个就借这个因头，和陈老师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陈老师自然赞成，就联合了商会绅土发起。在咨议局开成立会，公推汤老做总理，陈老师做副的，请巡抚下照会。我们拟了办法，三个人分任城里上中下三段的重要职务，并预备各要一匹马，做巡夜的代步。尔和是长在江北，江湖上武艺很来得几手的，自然要让他做领导了。我们虽然计划内定了，可是民团必须有枪械才有作用，一面正式向巡抚去要，一面和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去商量，请他把尽新式的拨给。原来袁思永是汤老的门生，而陈老师是咨议局议长，他一口承担。但是，不晓得怎样走漏了风声，巡抚增温（蒙古人，傅仪做“满洲国”康德皇帝，他是侍从长。）把照会搁起来，杭州的驻防守军也把新式枪械都提了去，这个民团局就成立不起。

　　我们又想别的路子，等到上海光复了，我们到上海来向民立报馆找于右任，右任告诉我们，浙江的革命机关在振华旅馆。我们要找褚辅成，遇不着，只得仍回杭州。我把外祖母、母亲和我的妻小都送到乡下，一个人守了一所住宅。这时一个出裸弟兄（杭州叫邻舍从小一起的做出裸弟兄）程途，他是武备学堂毕业，在标统朱瑞部下当个排长，他在夜里赶来告诉我，一两日内杭州也要动了，这是标部里的消息，他说：“我还要赶回营去。”

　　那时，陈老师也有一个姓叶的处州军人，和他老去谈光复浙江的事，无非大家取得联络，不想程途来报告我的这晚就起事了，在先，陈其美曾来杭州（上海光复以前），找朱瑞的另一个标统周承菼商量。到了这时，朱瑞刚才请假不在杭州，周承菼部的顾乃斌在巡抚衙门东边买了一块空地，预备包围巡抚衙门的时候，计算增韫必定从这里打通墙壁逃亡的。果然不出所料，就把增韫擒获，送在我的旧住宅相近关王阁东首全闽会馆看守起来。全城（除了驻防）文武自然不消说得没有反抗的了。据我晓得，劝业道董元亮也是开了永不开的后门，由管驿后逃走的。

　　第二日（阴历是九月十四日，推算公历一时记不起了。）大早，我急忙赶到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已在陈老师卧室里谈夜里起事的情形。沈先生因为当时布告上的都督童伯吹，实际上我们找不到这位都督（注1），就说，我们须得把汤蛰老（即汤寿潜。他的别字叫蛰先，那时在上海。）找回来。就由我起了一个简单的电稿，陈老师、沈先生和我的名字都署上，沈先生还加上一个褚辅成，也就由我送铁路局去请他代打。

　　当时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咨议局来办公，可是一颗印信都没有，我便去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立刻应用起来。最要紧的是封查仓库，但是人手简直太少了，我便携带了封条，向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门把仓库次第封了。在藩司前（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名）遇到一排人驻扎着，排长徐允中和我说：“子弹不够了，请你告诉一声。”

　　这日下午，我因为到车站去接汤蛰老，就在车站先和顾乃斌谈了一下。这时，顾乃斌负了驻守车站的任务，我从他晓得都督已换了周承菼了。一会儿，上海火车打了白旗进入车站，汤老随带了张竹生和另外两个人一同下车，直到咨议局。伙颐，一间普通接应室里，人头攒动，劈头听见说话的是驻防协领贵林的口音，我引汤老一行，排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的就是周承菼，八字式坐着，佩刀地上立着，两手捧住了刀柄，凛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贵林对面坐的，汤尔和坐在周承菼右边，任临时的书记，纸上已经写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出营来议降，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倒侃侃不屈的在争某些条件，似乎难得解决。他看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菼却不做声，起身迎让蛰老就座，蛰老象煞自己是都督了，毫不谦让，草草看了一遍条款，就说：“便这样，我签字吧。”提起笔来写上他的大名。这样一来，大家都无话说，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但是，汤老就算是第三任都督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事离开了咨议局，直到晚饭以后，再到咨议局，汤老一个人踽踽凉凉很无聊的样子，这时，褚辅成在机关部，沈钧儒是在临时担任警察局长，都没有和汤老见面。一会儿张竹生来了，请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汤老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鸿（这是张竹生的大名），教育司长沈钧儒，褚辅成是什么长，我记不清了。我和搂守光都是秘书，但是，怎样发表？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而过，原来，旗管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据说下午的会议的条件，不能算数。杨老叫我和楼守光出去打听打听。我从回回新桥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正到官巷口，在一盏路灯底下，被一位排长看见了，叫一声：“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呢。”我听声音，正是我在养正书塾做师范生时候教过的学生傅盂（他在书塾时候的原名叫傅振绳，这是他进武备学堂改的名字，他和黄郛是同学还拜把的），我问他怎样了？他说：“还不肯降。”我也就折回了。汤老叫我起两个草稿．一个是给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电报，一个是豁免全省钱粮的文告，后来是不是用的我的草稿不晓得．豁免钱粮这件事，几乎使财政上没有办法。因上有三百万的省债。

　　第二日早晨，我因为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搁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全不同了。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而褚辅成做了政事部长，是和都督平行，和湖北、江苏等都督府的官制不同的。贵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驻防不肯投降，革命军驻扎在粮道山上的，大炮对着旗营南头什么门上，炮台要取攻势了，他们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们炮上的闩子早被革命军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是洪门的大哥）想法卸去，那门炮就没用了，因此，终于投降，只把许多枪杆向河里丢。

　　话说贵林，他的母亲是个节妇，相当给他一些旧式教育，叫他结交“知名之士”，所以他对宋恕，几乎是师事的（宋恕别字燕生，又号平子，是一位博学而且诗文都注意近代化的。他和章炳麟都是俞 的学生，和梁启超一辈维新、革命党派的知名人土，多有交情。这位先生很象后汉的郭泰。前清的重臣李鸿章，是他妻父的门生，想叫他做官，不敢出口。他做了一本书，名叫《卑议》，李鸿章说：“这叫‘卑议’？我看来太高了”），由宋恕又结交了陈老师，他在旗营里有圣人的绰号。他是一个满洲人里的开明分子，自然，一般的种族观念他也有的。那时，杭州驻防里，还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三多，蒙古人，他是词学大家谭献的学生；一个是金梁，他的阿哥是杭州驻防的协领（贵林是补他的缺的），他和杭州的革命史上却有关系。

　　浙江大学校址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后来改称浙江大学堂，最后改做浙江高等学堂），当我在养正书塾读书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同学启发了革命思想，陈老师又介绍了宋先生到求是书院当总教习。宋先生对言语是万分谨慎的，但是，他和陈老师一样，会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们自然会走上这一路去。那时求是书院有一群有革命思想的学生，这里面最杰出的叫史久光，他是江苏傈阳县人，他的祖上有一位名叫贻直的，曾做过清朝宰相。但史久光却是个“乱臣贼子”，有一年暑假里，他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他的同学李斐然（辛亥革命前任周承菼标部的参谋）也“大放厥词”，斥责清朝。史久光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改作“贼清’，不想被院里的旗籍学生晓得了，报告了金粱，金梁通过他的阿哥，报告到将军那里，将军就请巡抚查办。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巡抚怎敢怠慢，但是，他晓得一经查办出来，除了几个活该的外，从他起直到芝麻是豆大的官，都要担着处分，不是玩意儿的。所以他很谨慎，先把这件事秘密起来。

　　这位巡抚是江苏宜兴县人，姓任，名叫道镕。是个正途出身，究竟读过些书的。一日，他并不铺排他的文武执事，开锣喝道（前清在任官员出门，先有两扇“肃静”“回避”的头牌，再把他的在任官衔如浙江巡抚部院，除了巡抚浙江部院，还有兼管两浙盐政、节制水陆各镇等等官衔牌子叫做执事，再有红黑高帽子的皂隶，敲起大锣，哦、哦地叫，叫做喝道。），只带了一个当差，青衣小帽，坐了一乘普通轿子（巡抚照例是坐绿呢大轿，四抬四插），一直到了求是书院。他也不待通报，先看了各处书院的布告和斋舍壁上粘贴的学生文课作品，然后再请“监院”把学生平日作文检来带走，说是要考察考察他们的成绩，那时，大家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事。

　　过了几日，巡抚率领两司（布政司、按察司）二道（杭嘉湖道、督粮道）一府（杭州府）两县（钱塘、仁和）全副执事到来书院，才叫大家惊奇了。（向例书院没有大典礼，他们不会一齐来的。）巡抚召集了书院的当局以下，在严肃的状态底下，宣布他本日来院的任务，是有本院旗籍学生告发本院学生有悖逆文字，所以上次亲身来院查访一下，带去书院的布告和学生的课卷，都经自已一样一样仔细地过目了，确实并无一点悖逆文字，可见是诬告的。在这时候，还有挑拨满汉意见，希望“大兴文字之狱”，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该当严办诬告，姑念这些都是年轻没有知识的，马上就命仁、钱两县，把院中旗籍学生勒归营里，又命杭州府去告将军，请他惩办，才后向靴筒里取出纸卷，叫司道以下看完，还给监院而去。（学生课卷中还把史久光一篇。《庄子〈天下篇〉书后》赏识得了不得，“置为第一”。史久光在辛亥江浙的革命都有份儿。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成立，他任第四局局长，直到近年，方才退役，但穷得过不了日子。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教员。他和我同年，比我早生一个月。）

　　这场大事，竟化做无事，不能不说这位巡抚心地厚道，办事能于。如果落在现在官吏手里，只有扩大事态，多杀青年来邀功了。不过旗籍学生的来书院读书，是受贵林们鼓励的，这件事可是实在有的，不过真凭实据没有落在他们手里，只好认错息事，心上当然很不痛快的，后来孙江东被人告了风化案子，贵林就在后面支持原告，闹得孙江东在杭州不能立足。这时，驻防既然投降，贵林连同他的儿子也被枪毙，他的罪状是抵抗革命，贵林因此反得了清朝忠臣的名誉。其实据我所确实晓得的，贵林在武汉起义后，他曾请教于陈老师。陈老师告诉他：不可拘执“君臣之义”，应该看在老百姓份上。并且老实告诉他，清朝的政治太腐败，没有希望了。他回去把陈老师的话告诉了他的母亲。陈老师是见过他的母亲的，贵林又邀了陈老师去见他的母亲，陈老师又恳切地说了一番。并且说将来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的。他的母亲就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的君子，你得听他的话。贵林在旗营里有孝子的称呼，这时也没话说。在围营的第二日，陈老师和楼守光商议，由守光设法进营去和贵林接洽出来议降的。（这节事不是我亲自听陈老师和搂守光说的。）那末，他实在不是要替他的主子尽忠的，他的死算成了他“清史”上的名。

　　这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告独立，自称都督了，程德全的宣告独立，是我的一位世交长辈应德闳先生和江苏督练公所里的几位湖南人张通典、章驾时、罗俈子和我的同学杜士珍千成的。应先生的父亲，曾做过江苏布政使，后来应先生也去江苏，候补知府。辛亥那年，他新过了道班，他是在程德全幕里很被赏识的。布政使陆＊＊升了陕西巡抚，程德全就派应先生署理布政使，着实叫当时的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难看。程德全竟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不合以未引见道员迳署布政使（清例，道员未曾引见，不能正式任官的，引见就是由吏部或军机处带领去见皇帝），这样“一箭双雕”，把个应先生前途丢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加上上海都督陈其美要移师北伐了，所以给章驾时等一凑，就宣布独立，应先生做了都督府的秘书长，杜士珍也在都督府任职，邀我去苏州一走。我到苏州，他们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在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预备起来。

　　这时，章炳麟先生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同来的有他的学生，几位四川人，其中一位就是现在重庆民主运动里的斗士黄墨涵先生（他名叫云鹏）；都住在爱俪园，——哈同花园。我每日都和章先生去商谈。袁世凯叫冯国璋攻破了汉阳，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人民宁信《民立报》为宣传捏造的消息，而对于真实的如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就会打毁报馆的，《申报》《新闻报》就被打过，这是民意的测验。章先生却得了黎元洪的电报。章先生气得给我的信上竟称黄兴做逃帅。我那时就由应德闳先生给章先生和程德全拉拢了，为的是要北伐。因此，这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请章先生做社长，杜士珍任经理，我担任了总主笔，章驾时、汪东（章先生的学生）都是主笔。（章驾时因军事关系，始终未到。）

　　扬尔和、黄群、陈时夏和陈毅都在这时由浙江都督派赴湖北和黎元洪议事。那时，湖北因为是起义的地方，成了革命的中心，黎元洪也成了领袖。可是，孙中山先生也在这年冬天由英国回来了，各省便商议拥护孙先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由十七省代表在南京票选孙先生做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做副总统，汤尔和是以议长资格授孙先生大总统证书的。这样。就促成了南北的统一，因为清朝是已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晓得打是打不了的，心里也羡慕着总统的虚荣，所以虽则也做了许多姿态，而实际他早已准备把清朝的江山结果了。

　　汤蛰老在浙江，因为环境做不下去了，楼守光的哥哥楼守恩和蒋尊簋的父亲是同乡，又是好友，蒋尊簋的父亲和汤老也是朋友，他们两弟兄就替汤老去找蒋尊簋来做替身，汤老和孙先生说了，自然没有不要的。一日，楼守光来向我说，本晚蒋尊簋专车回杭，叫我约了应德闳先生同去，要应先生去做秘书长。我任秘书。当夜就是蒋尊簋和应先生、楼家弟兄和我，还有一个是蒋尊簋的学生夏超，一同回杭。蒋尊簋就走马到任，接了都督的印，蒋尊簋是做过浙江标统的，和周承菼是同学，自然一无问题。可是，应先生为程德全的不放他走，并没有就秘书长的任，我却在秘书处混了几个月。到了楼守光由都督府印铸局长出去任杨县知事，我补了他的遗缺。印铸局的公报总纂杭辛斋先生和编辑邵飘萍和我闹一点过节儿，印铸局改了公报处，我改任经理，我却就此“还我初服”，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了。这时是中华民国元年，我二十八岁。

　　明年，汤尔和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邀我去当国文教员。我觉得革命成功了，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象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我虽则不曾参加革命的重要工作，也尽过些儿力量，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况且我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后来被革命思潮打消了这个观念，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土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

　　在上年，章炳麟先生和赵竹君（伪政府的什么部长赵尊岳的父亲），应德闳在上海组织一个什么联合会（名称忘记了），托我在杭州替他们组织分会，我替他办了一下，但我自己却“超然物外”。陈老师是加入统一党的，也叫我帮过他私人的忙，而我也依旧“超然物外”。后来，有人说我是进步党人（大概是《语丝》里），大概是这些原因。其实我的师友在进步党的确不少，我终究没有踏人他们的门褴。也就因为如我上面所说的，我自己别有一个志趣。

　　我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书，真是什么事也不问。那时，由汤尔和认识了一位老乡，这人姓邵，名叫长光，别字裴子（十七年，他代蒋梦麟做浙江大学校长，就用裴子做名了），他是求是书院学生，转到南洋公学，又到美国学经济；但是，他却最欢喜弄中国的金石书画，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又有特别的眼光，所以精于辨别，却又不是一般旧式赏鉴家或古董鬼。他特别对于写字有研究，相信姚配中的翻绞两法。他自己写字，虽则不尽能应用他的学理，我的写字却受了他的指导。我又发明了写字不但要运腕，还要运肘，不但要运肘，还要运指，不但要运指，还要五指齐运。我写了二十首论书诗，把我写字的方法写出来，都得他的“首肯”。

　　每晚，他总来到医校，和尔和、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橘子、长生果是帮助我们健谈锋的。但是，好景不常，袁世凯想做皇帝了，他把现金都挪用到军事上去，钞票不能兑现，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价值跌到五折以内，公教人员，叫苦连天，那末，这种“风雅之谈”，就此搁起。

　　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他的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

　　一忽儿到了中华民国第四个年头了，袁世凯把他的爪牙布满了全国，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得了，叫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替他主张中国是适宜于君主立宪的；再找到中国头一批的留学生译《天演论》和《原富》一类的书，还当过京师大学校校长的严复，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辛亥起义时候湖北都督府的外交司长胡瑛，前清四品京堂杨度，辛亥革命时候吴淞湖都督李燮和，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安徽都督孙毓筠，这么六人发起了筹安会，当时称他们做六君子，这个筹安会，原是替袁世凯筹备皇帝“即位大典”的。

　　筹安会发表的头一日，我听说刘师培来了，我不晓得他是来发起筹安会的，很欢喜地就去访他，因为他和我是《国粹学报》的同事。可是，见面以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做文章要记年的时候，总写什么甲子、乙丑，但是甲子、乙丑六十年一转，那末，便弄不清楚了。元年二年地下去也不方便。”我便马上答复他，这有什么问题，用什么什么记年，是汉武帝才起的，汉武帝以前写文章的没有发生问题，欧美各国用耶稣降世记年，到现在一千九百多年，也没有不方便。他听我这么一说，使没有话了。第二日在日报上看到筹安会发起人，这位国学大师名在第六，因此恍然大悟，怕他要给袁皇帝拟“年号”了。果然不久，“明年著改为洪宪元年”的令就下来了。

　　袁世凯要做皇帝，却不敢公然“我自为之”，他又学王莽故事，叫各省“绅士”“歌功颂德”，“上书劝进”。他看中了两个有名的文人学士：一个是湖南王闿运，一个是江苏缨荃孙，这两位白发公公，我和他们都有“一面之缘”。说起王闿运，他在晚清历史上很有关系；原来清朝的皇帝奕 （咸丰）死后，两个亲贵掌握政权，一个叫端华，一个叫肃顺，肃顺比较端华有才具，王闿运是他府里的教书先生。太平天国革命势力一日强盛一日了，清朝有点“愁眉莫展”，王闿运向肃顺建议，叫他重用汉人，便推荐了曾国藩。（曾国藩虽则是他保举的，但曾国藩还看他不起：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去访问他，两个人坐在炕上〔前清官场仪节，平等待遇，才同坐炕，下属便不得升炕了〕，他“高谈阔论，目空一切”；曾国藩却拿指头酿了茶，只在炕几上写；“妄人妄人”。）曾国藩便训练湘军，叫他的学生李鸿章训练淮军，居然打平了太平天国，给清朝保全了一统江山，王闿运就做了一部《湘军志》，大家都称赞他这部书。他本来会做“骈体”文，会做“选体”诗，因此“文坛”上有他的地位，这样更加重了他的名誉。

　　但是，他虽然中了“举人”，却不能“三考连捷”（三考是乡试、会试、殿试）。他脾气又大，以为总有人会用他，不肯出钱买官，后来还为一件什么事，就更不能得志（似乎就因为是肃顺的人）。所以直到清朝快亡，才赏给他一个翰林院检讨，他的岁数已近八十了。到了中华民国，他自然是“国之大老”了。袁世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朋友，把他请到北京，叫他做国史馆馆长，礼待很为隆重。（这时，国务总理是熊希龄，是他的老乡，可是他的后辈，国务院设在中海的集灵囿，熊希龄请他吃饭，陪他逛中海，他问这是什么地方？熊希龄说是集灵囿。他说：“呵，四灵除你凤麟龙。”）我便在这个时候见他的。（他住在西城一个什么胡同，我自然是个后辈，拿我作的“古文”去请教他。他送客一直送到大门口，着了一双红色云头缎鞋，“步履如飞”，这时他的儿子王无功年纪也五十多了，跟在后面，着实赶他不上。）他住了一晌，便回原籍，就有电报“劝进”，可惜电文我忘记了。（他的动进，据说是杨度替袁世凯干成的。）

　　缪荃孙是清朝翰林，他也是少年有名，诗文都还不错，尤其金石版本，校勘的学问，是他专长。他在江苏算是前辈了，他的“劝进”据说是“袁头”（袁世凯时候的银币）三千的功效。

　　此外各省的绅士“闻风而起”，袁世凯自然“不亦乐乎”。那时，各省武官最大的是督办军务，文官最大的是巡按使，头号汉奸王揖唐，名叫一个赓字，袁世凯因为他办统一党，替他拉拢了很多“攀龙附凤”的人，就叫他做奉天巡按使，他就第一个在公文上称“臣王赓谨奏”了。还有一个巡按使（屈映光），不但他自已称臣，还管别人称臣，值得这辈被他代称臣的“敢怒而不敢言’，尴尬得很。此外我为存些厚道，恕不尽说。

　　袁世凯看得“人心归往”，便先把副总统黎元洪封做“武义亲王”（他先和黎元洪攀亲），督办广东军务龙济光封了什么“郡王”，海军总长刘冠雄封了什么“公”，此外“侯”“伯”“子”“男”，不消尽说。只有徐世昌、张骞、李经羲、赵尔巽四个，他很难对付。他却想出一个办法，请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相，题上“嵩山四友”四个字，还下了一道褒扬令。可是张骞还替他改过文章呢，所以有人仿“月令”题了一句“是月也师化为友”。

　　那时督办安徽军务倪嗣冲要夺头功，特地绣了一件黄袍，亲送到京（这件黄袍，仍就由倪嗣冲带回，他因为袁世凯不识相，使一迳送了谭叫天的徒弟唱老生的刘鸿声），请袁世凯就登龙位；袁世凯还要看看风色，想在五年“元旦”才称皇帝，不想经界局总裁蔡锷一溜烟逃出北京，迳往云南，袁世凯终究有点虚心，不敢放胆胡来。

　　蔡锷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革命党，这时，梁启超和袁世凯分手了，而且还反对他做皇帝。袁世凯对蔡锷分外注意，在经界局和他的住宅左右，都分布了警察和特务。蔡锷却照常办公，到晚却溜入八大胡同（北京妓女聚集的地方，什么石头胡同等等），“沈湎酒色”，结识了一个漂亮妓女，“乐不思蜀”。早有特务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才放些心。但是蔡锷趁他防备略松，离了北京，到了天津，就和梁启超商议倒袁。他就在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义讨道了。

　　那时，天津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位陈先生，名叫敬弟，刘宇叔通，他是清末翰林，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副总统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请他做副总统的顾问。他有一个朋友叫胡嗣瑗，也是前清翰林（后来傅仪复辟，他做起内阁里什么不大不小的官了），正做冯国籍的秘书长。他拿顾问的资格要了几张“印电”纸（机关里发电报的纸，预先盖好机关长官的官印），到了上海，便发电给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四川陈宦，都以为冯国璋在暗里主持着的，就一齐响应了。袁世凯听到蔡锷起兵讨他，已经慌了，加上他的“心腹之臣”陈宦，也参加了义军，这一急非同小可。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