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总统是黎元洪，他的外号是黎菩萨，大概因为他“有求必应”。这年年尾（或者明年年头）第一届众议院议长外号吴大头的吴景濂，他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他不去“护法”，仍就做他的议长。那时，检举袁世凯叛国的京师总检察长罗文干，正任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发生了一件奥国庚子赔款舞弊案，吴大头原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一口咬定罗先生舞弊，可不依法向法院告诉，也不由政治程序由国会提案清政府查办，他却和总统府的“幕僚”串通了，一面请黎总统径把罗先生拿交法院，这件事原是倒阁的计划，其实罗先生是个“强项”清廉的官儿，后来经财政部一个科长徐行恭挺身替他作证，他的冤枉是表白了，可是，吃了个眼前亏；王内阁终究让了他的陆军总长张绍桢；住在张绍桢宅里“佳客”黄郛做了外交部长，他到任第一件公事，就是签字在这退款案上，他后来对我说：“我拿笔还发抖的。”
在罗文干先生捕交法院以后，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汤尔和是一起的，王宠惠没法救出他的财政总长，汤尔和主张总辞职。第二日在汤尔和宅里晚饭，汤尔和提出他的主张，顾维钧不作声，王定惠说：“尔和，你是医生，只要救人，我是负救国责任的。”汤尔和立刻答复他；
“人家正要打倒你，你还想救国？”王宠惠还哆噱了一回，但是，他们毕竟提出辞职，陆军总长张绍桢镇却不“连署”。我呢，自然也辞职。
我离开了教育部，仍回北大教书，直到曹锟的伙计王承斌撵走了黎菩萨，曹锟用“贿选”做了总统，吴佩军拿曹锟大儿子的资格，入京“清君侧”，枪毙了曹锟的“男嬖”李燕青，令冯玉祥出关讨伐张作霖，冯玉祥中途“倒戈”；把曹锟软禁在延庆楼，由黄郛出来“摄政”；黄郛先生和我在北大有同事的关系，他原来是教育总长，参预冯玉祥先生软禁曹锟的计划的，所以由他代理国务总理，由他的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后来他把教育总长让出来给了易培基，通过李石曾先生的关系，请我去帮忙，我便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了。
那时（十三年冬天），冯玉祥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一军，孙岳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三军，都是革命的行动。孙岳。胡景翼两位本来都是革命党，实际，这件事和广东孙中山先生有关系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也就宣言要“北上”。在前，孙先生和段棋瑞、张作霖发生了联系，合作讨伐曹吴。不想这时，段棋瑞深恐孙先生到了北京，他就不能和孙先生争地位；他本是袁世凯部下龙、虎、狗三杰里的一只虎（龙是王土珍，狗是冯国璋），他很想继承袁世凯的大位的（王士珍不欢喜争权，也淡于名利），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金匾”题名（袁世凯造了一座“石室”，里面置了一个“金匮”，匮里放一本册子，题上三个人名，预备他死后揭开来看，谁是第一名，便继承他的地位，段棋瑞也在里面），却把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名列第一，预备传位给他，被段棋瑞晓得了，自然更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并且露骨反对，才被袁世凯监视了。袁世凯死后，冯国璋倒被举了副总统，并且补了大总统，徐世昌也赶上他前头，做了大总统，甚至曹锟也坐过这把椅子，段棋瑞自然不甘心这时再退让了；所以他便“近水楼台”（他住天津）一下子带了他的幕中人章士钊、林长民、梁鸿志、李思浩一辈先到北京；他却不肯继承曹锟的大总统的“统”，自己以为他是革命的，就想出一个特别名词，叫做“临时执政”，这还有一点怕孙先生来不得下台的意思吧。
段棋瑞一到北京，立刻组织政府，发表梁鸿志做秘书长，龚心湛做内务总长，吴光新做陆军总长，李 Ｘ Ｘ做海军总长，章士钊司法总长，叶恭绰交通总长，摄政内阁里三个次长留任，外交部沈瑞麟代理部务，农商部刘治洲代理部务，教育部便是我代理部务，我对于“出处”向来自主，不和别人商量的，因为不当和人商量的，不过这时我为我的做官完全不是个人主义，此番应该怎样？便访问几位朋友，如张继、王法勤、李大钊、马裕藻等等，听听他们的意见，有些说：“段棋瑞也是军阀，不做下去好。”有些说：“教育部关系革命很大，我们不应放弃，何况孙、段是有合作密契的。”我从多数的意见，就继续做下去；可是，我成了直接的当家人了。幸而段棋瑞心上也没有教育两个字，所以推广或革新教育根本不必谈，我只把北京的大中小各校维持得好，虽则薪水不能不欠，我总每个月使各校的朋友相当满意，尤其注意到中小学方面，所以大家对我“宛如家人”，我那时就感觉到应该负责任的不积极去负责任，就自己搞糟了；我也掏不出腰包，不过我心心在这辈朋友和青年子弟身上，不怕麻烦，用些手段（我用的手段，绝对避开“阴谋”性质，所以我向来反对对付人用手段，但是反对的是有“阴谋”性的手段），向财政总长麻烦：那时李思浩先生，可以说是很帮忙的，因为他总没使我失望过。
这个时候，后藏的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被逐，投奔中央；在清朝，他是“国师”，“国师”来朝，有特别礼节，经过城门，要替他搭天桥，从桥上进城的（这是我据笔记的传说，没有查过《大清会典》），这时，自然两样了；但是，段棋瑞还拿皇帝接待“藩王”的仪式，赐宴一次，段棋瑞在台上居中南面，独占一桌“酒席”，班禅喇嘛在台上右边稍前一点，也是南面独占一桌“酒席”，我们国务员和“满蒙王公”，每桌六人，每个国务员配上满蒙王公五人，大约有十多桌，都在台下，当时还召了北京名角唱戏“侑酒”，谭叫天的孙子谭富英不过十八九岁，演了一出什么，我忘记了，然而他唱的是戏中戏，我是这出戏里的一个配角。
在我回杭州任一师校长的时候（十年），北京北大、师大的青年在杭州的，许多和我联系了（那时，有马黄党的一个名词，是杭州教育界保守派造出来的：黄是指黄人望先生，还委屈了蒋梦麟先生，称他做蒋腿），他们认为我是可以发挥革命作用的，从我再到北京，益发有青年集中到我这边。这时，北京地下工作的国民党渐渐露面，共产党也早在地下做工作，因为国民党已容纳了共产党，所以，秘密的公开的只是国民党，我被任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
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特别党部和北京市党部都有代表赴广州出席。那时，朋友们要推我一走，我没法分身，就推了张国焘、许宝驹等几位。许先生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革命一定在几年里成功的，不过国民党得了政权以后，立刻要拿东西出来，我觉得现在已是急需预备的时候了，你可替我转达一点意思，请总理（孙先生）注意设两种机关，一个专门做调查工作，一个专门做研究工作，调查的材料供给研究，研究的结果来做计划，免得‘措手不及’。”后来，许先生回来，答复我是：“总理接受这个意见，很高兴；但是，孙先生说：‘军费浩大，专设机关，恐怕不易，调查工作，我再设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那时王先生们正办了一个什么周刊。）
不久，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一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到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我还兼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和龚心湛等都在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我便上车，碰着了吴光新则要下车，他是从天津伴了孙先生来的，他向我说：“先生在里面。”先生是国民党里对孙先生一个恭敬的称呼，我就向头等车卧室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了什么？孙先生也就起身下车，直赴协和医院，后来又迁住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
如织的光阴，到了三月十一晚上，我刚从铁狮子胡同回家不久，想睡了，杨杏佛一个电话，叫我快去，我晓得孙先生到“弥留”的时候了，急忙又赶了去，果然，孙先生这天就离开了中国国民，也和世界诀别了。十二日有国务会议的例会，我正要看看段棋瑞的态度，到了段宅（那时，国务会议都在他的家里开的），晓得国务会议为了孙先生过世，停开一次，这是前清“辍朝”的例子。看见大家都在段棋瑞书房里，我也走了进去，段棋瑞正在议论孙先生说：“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的功劳。”章士钊就接着说：“是的，章太炎也这样说过。”段棋瑞就拿出他做好送孙先生的挽联来，叫大家推敲，特别对李思浩说：“赞侯，你是进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没说话，也就商量到孙先生“饰终典礼”，不过“照大总统在职病故例治丧”，派内务次长王来办理。
孙先生的遗体定第二日下午二时入殓，段棋瑞原说来送殓的；可是，到了一时，还未“驾到”，电话催问，说是脚痛不来了，派内务总长龚心湛，“恭代”；说到龚心湛呢，孙先生在伦敦中国使馆被囚，那时公使正是龚心湛的叔父，龚心湛这时也正在那里。这日上午，王 为某事办得不妥，李烈钧和他闹起来了，王 把他的老同学汪精卫请出来，才算顾了面子；但是，已经给大家一个不痛快，这时听到段棋瑞说来不来，还派龚心湛代他来，青年们添了一把怒火，还亏几位前辈压住了，其实段棋瑞正因为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在那里，他怕呢。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段棋瑞发表的教育总长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到京，先有人来对我说：“他到一到任，仍要回云南的。”叫我仍就做下去，王先生也来周旋一下；可是，王先生是抽大烟，早被各校晓得了的，他们议决反对他，他到任的时候，他们一群代表要当面和他为难，我自然为难了，不免进劝一番，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我正为难，而警察总监朱深伴同王先生到部（向来没有这种例子），朱深找我先谈，要我替王先生去向各校代表解释，这分明是给我一个难题；但是，假使他不是警察总监，还有商量，他拿警察总监的身份向我说这话，我自然一口口绝，不能照办，马上送出“辞呈”，朱深大概也去报告了段棋瑞，当晚下了把我免职的命令。
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同时有一件事情幸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
我又回北大任教授了，教育凤潮也多而激烈了，革命的气氛也笼罩着北京了，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血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国民党许多朋友就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我就任了最高职务的名义，那时会所设在东城，我却住在西四牌楼大拐棒胡同，每日到会办事；有一日，有人告诉我，有侦探跟着你来，第二日我从家里坐人力车走出胡同，果然见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对我的家门坐着，旁边搁着一辆自由车，他见我的车子拐了弯儿，就骑了自由车跟着，我已觉察了，直让他跟到后援会相近，我突然下车问他：“你奉了谁的命令跟我？”他立刻转身就逃，以后胡同口上便没人坐着，车子后边也没人跟着了，原来这也是朱深对付我的。
后援会办了一件痛快的事，就是英国公使馆的华人罢工，这件事闹了十来天，工友们都同意了，却要一位资格最老的中文“文案”董先生参加方行，这位董先生在英使馆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再经五年，就可以得养老金休息了，他自然舍不得这个职务；但是，我们朋友把爱国大义说他，居然也被说动了，但许他必定给他找个职务，因为他的家累的确也重，不能一日没有事的，他似乎不相信一辈青年朋友，最后由我和朋友们招待董先生和使馆华人代表谈判，他们晓得我是有地位、身分的人，便答应了。罢工实现，英人大吃一惊；那时惨案还牵涉日本的，因此，日公使馆也起了“戒心”。可是，我到今朝还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没有给董先生找到职务，因为事关外交，机关里都不敢请教，结果，英国人识相，都把他们请了回去。
这年的冬天，因为段棋瑞对孙先生有背信负义的行为，而且他渐渐地“敌视”国民党了，王九龄果然不久回去云南，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他是段棋瑞“智囊”里的一个，替他出力对付教育界，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棋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众联合上两万人，由自由车行牺牲一天的利益，把自由车做了一道阑栅，在天安门宣布了段棋瑞种种罪状，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棋瑞派出队伍，“如临大敌”。但是，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棋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
后来（不记月日了），又有一次，仍想在天安门集合，做更大的行动，北大学生由第三院出发，我和朱家骅各领了一队，正要出去，大门已被警察封锁了，大家回头，开边门走，这时，我反成了“殿后”的，而且已离开了队伍，不想边门也有了警察，幸是少数，所以走得快的都冲了出去。那边门平常不开的，门槛离街道上有二尺多高，我刚要下去，被警察飞起一脚，正中了我的鼻嘴，都发木了，只好“铩羽而归”；天安门的群众也被军警驱散，但也没有伤害。
十五年的头上，段棋瑞改行内阁制了，许世英做国务总理，易培基又做教育总长了。那时，教育经费仍是常常发不出，许多朋友和我计划，我们本来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孙中山先生也赞同我们这个主张，我们还是再来试一试，拟了一个教育特税办法。那时，浙江省长夏超派了黄人望到京，和许世英先生接洽事情，就由黄先生和许先生接洽，得许先生的赞同，许先生和我本来相识的，因此，就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而且发表了我督办教育特税事宜；我明晓得这件事当然不是段棋瑞愿意的，而且也绝不容易办，因为历史的关系，尝试一下，果然会同办理的财政部、京兆尹，表面上敷衍我，实际上连督办公署的经费也无着落：不到一个月，“三?一八’的事情发动了。
这时，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已分成两个，一个是“西山派”，由林森、邹鲁、张继、谢持一辈领导的，他们怕国民党被共产党篡窃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国共仍就分开；但是，他们是孤立的。我呢，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和李大钊谈过，他在共产党的纪律底下，没有表示，后来他们常有红字的传单，明白鼓励暴动，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待续）
（责任编辑：夏传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