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球友星期日上午打来了电话：“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们是不是该做一个年终总结啊？”我当然听出来了，貌似询问的背后隐藏的是狡猾的挑战。

　　按照惯例，接下来的电话是一阵唇枪舌剑的斗嘴。我会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你的消息，是不是因为害怕得躲起来了？球友一定会激烈地申辩——害怕你，怎么可能！上京城开会了。告诉你吧，会议不是随便开的。两场报告之后，思想觉悟提高了，不小心乒乓球又厉害了。怎么样，不会把你吓着了吧？我开始兴高采烈地收拾球衣和球鞋。这个星期日的原先计划是翻阅一两本书，喝几盏茶，总之，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现在，我突然觉得，似乎早就在暗自等待这个电话。

　　太太偶尔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总是感到大惑不解：这几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说起乒乓球怎么就像换了个人？她清楚我素来不喜高调，疏于交友，很少在公众场合说一些虚与委蛇的应酬话。然而，进入球友的圈子如同进入另一个话语场，腔调马上就变了。她说，根据你说话的音量和夸张口气立即可以猜到，现在是球友通话时间。乒乓球仿佛突然开启了一扇门，坚冰融化，气氛立即活跃起来，所有的人都开始采用另一套打趣的语言嘻嘻哈哈。

　　我的稳定球友大约是几个教授和刊物编辑。聚到乒乓球台周围的时候，这些儒雅之士很快就缷下了身上的甲胄。打球的间隙我们也可能聊到学术问题或者哪一本有趣的新书，但是，手执球拍站在球台之前拉开架势，脸上即刻有了一副凶相。他竟敢和我比试弧圈球！有人想考验我的推挡基本功，不自量力！和你这种球打到了决胜局，耻辱呵！各种自夸自擂和相互调笑、挖苦之间，两个对手终于决出了胜负。失球的时候，他们一样用不恭之辞自我谴责：“猪！”“神经病！”如果生人在场，就该有人负责解释：请别误会，他骂的是自己。一个球友慢性子，每一个球都要在手里捂得发热，迟迟发不出手。在场所有的人无不竞相发表威胁的宣言，粗暴地声称要上前踢他的屁股。

　　球友相会的一个节目当然是议论各种乒乓赛事，那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总是不时挂在嘴边，譬如马琳，王励勤，王皓，还有新冒出来的马龙和张继科。我们谈论他们的弧圈球，直拍横打，马琳的每一天训练要穿坏一双球鞋，王励勤赢得冠军之后哭湿了一条毛巾，王皓因为胖得像一块面包而遭到了刘国梁教练的严厉警告，张继科获胜后一把撕开了自己的球衣，然后发出藏獒一般的嘷叫……偶尔我们也会谈到上一个世纪的第一代国手。如今似乎还有多少人记得容国团的名字？那一段历史已经十分遥远了。不过，即使谈得意气风发，血脉贲张，我们也不会愚蠢地将自己同这些显赫的乒乓精英联系起来。我们与他们打的是同一种球，用的是同一种球台和球拍，还可以穿相同品牌的球衣和球鞋，可是，我们与他们不是同一类人，而且此生恐怕无望在同一个球场相遇。我们不可能企及庄则栋的速度，也没有马琳的细腻球感或者王皓直拍横打的天分。这些顶尖高手的日常生活即是严格的训练，我们的懒散性格适应不了。马龙不慎失手丢了一个球，他转过身偷偷抽了自己一个嘴巴。我从乒乓球比赛的电视转播之中发现了这个细节，深知彼此之间的距离远远不止是技术。有时我还会觉得，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太严格了？运动队规定不得恋爱，恋人的可恶存在肯定要瓜分运动员的一部分心神。那么，比赛的成绩就是一切吗？他们拥有多少独立自主的个人空间？赛后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许多乒乓球运动员只会谦恭地自称“自己”而不是“我”，他们是不是已经没有表述个人观点的习惯了？这种畏葸的口气与他们犀利的球风不太相称。

　　我们当然明白，这种严格的日子许诺了丰厚的回报。沿着这一条路径走到尽头推开最后一扇大门，乒乓球也可以功成名就和加官晋爵，或者大把大把地挣钱。第一代国手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都曾经官拜一方大员。如今的许多乒乓精英财大气粗。刘国梁和孔令辉的座驾都是保时捷，马琳年纪轻轻的已经拥有多套房产，某些房产不幸地成为离婚纠纷的争执焦点……总之，各种迹象表明，他们挥挥球拍远远地隔开了芸芸众生。这些大腕生活在舆论的舞台上，仅仅在某些时刻利用电视机和我们打个照面。

　　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从来不指望他们能谈论我们。有时我们也会闪过一丝沮丧：有了这一批人在世界上打球，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往前挤？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到的是宽慰。争夺世界冠军这种麻烦事就交给他们办理好了，我们尽管放心地回到单位那一间有些拥挤的乒乓球室，召集几个水平相当的业余选手，挥拍捉对厮杀几局。我们在大汗淋漓之中放肆地彼此调侃，疲累了就点烟喝茶，哪一个家伙有心情还可以招呼众人到大排档灌两瓶啤酒——这就对了，我们享受的是浮动在球台周围世俗的烟火气息。

　　(待续)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