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b>太 平 花</b></center>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老舍自传》
<center><b>胡适儿时大年夜</b></center>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人，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胡适《四十自述》
<center><b>寄语街头小儿女</b></center>
寄语街头小儿女，年年都有爆竹，岁岁勿忘共和。盖以爆竹之声即自由之声也，吾谨为之拟一春联：“爆竹一声，共和万岁”。
——李大钊《甲寅》
<center><b>彭得怀春节讨米</b></center>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我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彭德怀自述》
<center><b>童年的春节</b></center>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精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萧、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着的压岁钱，大多是一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锯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我童年的生活中，不光有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做的。
—— 冰心
<center><b>艾芜忆过年</b></center>
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小孩子都要跟着大人去朝庙子。象高庙子何家寺总是有许多妇女在那里烧香，连平日不大出门的年轻姑娘，也打打扮扮出现在神的面前。一些卖各种玩艺儿的小贩，便把平日不大看见的纸风车，一按就发出叫声的泥娃娃，用木片做的能舞关刀的人物，以及红红绿绿的老翻花，通插在草把子上面，用手高举在头顶，往来人群中兜售。而大人和小孩，也在庙里尽量地游戏，有的抽陀螺，有的扯响簧，有的摇巴郎鼓。至于单独一响的炮竹声音，则常常在人丛中，一声声地响了起来。硝磺的气味，便不时浓烈地触人的鼻子，这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日子，小孩子以至大人，都在常常盼望这一天的。
——艾芫《我的幼年时代》
<center><b>沈从文忆湘西过年</b></center>
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向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鼓笛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的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伙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或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终曲照例就瘫下来，惹得大家好笑!
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
——《沈从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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