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接管国民党岗哨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图为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蒋介石在大陆过最后一个旧历新年
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解 放 了
1949年年初，古老的北平，在和平解放声中，满城荡漾着解放区秧歌锣鼓声的狂欢，成群的市民翘首围观着北平城门上贴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新告示，人们热烈奔走相告着解放军进城的喜讯……。
1949年1月31日，正是旧历大年初三，一大清早人们就冒着严寒，来到街头张望，盼望着能够第一个看到英雄的解放军队伍。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仿佛也增添了几分庄严。人们朝解放军队伍要经过的西直门方向涌去。宣传车不停地在马路上播放着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消息，那播音似乎也给古城的解放和新生增添了节日欢快的音响。
看，来了，解放军来了!人群中呼啦啦地一阵狂呼，欢迎的人群把纸糊的三角彩旗高高举起，摇动着，呼喊着。解放军真的从西直门进城了，城门岗哨已经换了佩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战士站岗了，平津铁路局的职工开着卡车，电车厂的工人开着披红挂彩的电车最先赶来迎接。学生的队伍象欢腾的海洋，唱起了欢庆胜利的歌声。狂欢的激情驱走了严寒。大学生们边跑边贴着欢迎的标语，他们自己的后背上也用粉笔醒目地写着，“自由”、“解放”、“解放了”的口号。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中，成队的解放军战士被人群拥着迎进了临街的院落里。这里立即变成了一个热烈的联欢会场。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坐，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在英雄的战士面前表演起来，唱的、跳的好不热闹啊!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欢乐的人群中，象活泼的小鸟一样，为解放军战士们快乐地跳起了“青春舞”。年轻的男女学生们挥动着红红绿绿的彩绸，欢快地跳起了秧歌舞。我忘了手中的笔和采访本，动情地和欢乐的学生一起跳起了秧歌舞，哼起了那美妙的小调。
—— 摘自《百年春节》
蒋介石在大陆过最后一个旧历新年
1949年1月21日，就是农历戊子年的腊月二十三，鲁迅笔下的鲁镇又该放鞭炮过小年了，这一天也是另一个浙江人，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的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的日子。当天下午蒋介石乘飞机到杭州，第二天就回到了奉化溪口镇，随他回乡的蒋经国那天的日记里写道：“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据蒋经国除夕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当然蒋氏父子也清楚这也是他们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蒋经国日记中便说：“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尽管蒋介石执政时，农历被视为废历，委员长提倡新生活，政府不认为农历年为法定节日，但这年的除夕，委员长“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据说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
除夕之夜，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西柏坡跟村民们一起吃饺子拉家常。也是那个大年三十，在准备进北平城接管政府工作的干部暂时集中的颐和园里，叶剑英设宴款待南京政府派来的谈判代表；北平城大年夜辞旧迎新的爆竹放得格外的热闹。
己丑年大年初一，蒋经国的日记写道：“农历元旦，黎明即起，在溪岸四望山景，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清晨小蒋率妻儿上山给老蒋拜年，然后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蒋介石过年忙于祭祖一事，《大公报》年初四就有评论，说“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年初一下午，蒋介石不接客，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代总统李宗仁则在南京傅厚冈住所的书房听取刚从北平回来的代表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第一句话就问：“在北平见到了哪个?”“见到了叶剑英。据说他出任……北平市长，即将进城。”
年初一的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蒋经国日记说：这是“向父亲致敬祝福”。但蒋家王朝的这位太子不会不知道，北平城里早就挂起了大红灯笼，街头巷尾到处都在流传着一首十字民谣：“家家挂红灯，欢迎毛泽东”。
年初三，蒋经国日记云“傅逆总部亦迁西郊，共军已入驻北平城内”，确切地说那一天是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北京城，宣告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 摘自《百年春节》
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
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解放战争中，于１９４９年春，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傅作义将军的代表，我曾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现就追忆所及，记述于下。
和谈之前
我认识傅作义将军是在１９３７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名流”在庐山召开茶话会。当时我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我两人。
因为我与傅是同乡，他希望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所以在茶话会结束时电邀我到绥远一行，我欣然应允前往。
我到绥远后不久，傅军在南口与日本人接火了。战争一开，绥远到太原的交通断绝，我只好由宁夏乘飞机，假道西安返回晋南临汾老家。此时傅也于太原失守后到了临汾。我们见面后，傅请我代表他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问题。因为傅此时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那时八路军的一二○师驻在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正是在傅的北路军防区以内，共产党中央曾派曾三、程子华到山西柳林会见傅作义，所以傅请我代表他去延安走一趟。我到延安拜见了毛主席。恰于此时贺龙师长和肖克副师长也在延安，毛主席告诉我说可以和他们两位谈谈。我就是那个时候与贺龙、肖克同志认识的。我由延安返回傅部，便在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负责，时常与八路军接触。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傅又派我作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后，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我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
多年来傅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我代表他参加的。
１９４８年年底，当时平津战争已十分吃紧，有一天夜半，傅的秘书阎又文给我来电话说，傅令我立即到总部，并说对我夜间通行已做了安排，派车接我。所以各道警卫、门岗均未阻拦，我一直走进傅的办公室。进屋后，看见傅单独一人，在房间内绕屋而行。傅看到我后，双目注视着我一言不发。稍后，他问我：“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我因很长时间没到“总部”，有时偶尔见面，傅也没和我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半夜电召，单独接见，开门见山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我就猜透了几分。于是我反问傅：“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
他听了我的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绕行，边走边说：“李任潮（李济深）派了个代表叫彭泽湘（事后查实，他是冒充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民盟也派来一个叫张东荪的代表，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建议我与中共接头。”说到此，他停了下来。我随即问他：“总司令打算怎样？”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李任潮的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个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这个人谈吐间，一片浮夸气，我不打算理睬，也不答复李济深。另外，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毛主席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傅在晋西北时，南偕夫人曾数次到河曲。毛主席于１９３８年夏派到傅部的一个统战小组共八人，由潘纪文同志负责，在我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工作，就是南去与傅商订的），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傅在北平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与中共在易县接上了头，并带去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没见到中共的负责人，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表示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我又去电说派你去重新商谈。他们已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蓟县去怎样？”我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些什么？应该怎样说？傅简单地讲了他的想法后说：“你去了相机行事吧！”说完又在室内绕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待一会儿，他说：“你去准备吧。”他又再三嘱咐，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蓟县的谈判——草签会谈纪要
“腊八”那天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坐车到我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到张家后，王克俊对张东荪说：“你那天所谈代表民盟的意见，我们考虑了好久，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对你所表示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可以去了。你昨天派的人我也见了，并请他传话给你说今天就可以出城，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就走吧！路线及联络的记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我都安排好了，就坐我坐来的车走吧！”说完话他就走了。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进来，自我介绍他是崔月犁（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并对我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欢迎。”我说：“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他说：“不用了。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也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甸（今为海淀），在那里有我们的人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往东的意思）。”他又说：“我已接到党的指示，叫我和你在这里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这时，崔就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到一根棍子上面，告诉我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扌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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