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腐蚀国家干部的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在五反运动中工人斗争不法资本家
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三反五反中度春节
春节刚过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谈“今年过年不同往年”，标题就是“奸商们胆战心惊，斗争中过了春节”。本年的阳历元旦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新年团拜会号召“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到了春节前夕，上海已从三反转入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的“四反”阶段。“四反”的对象是不法资本家和业主，春节假日上海二十万店员都被动员起来揭发奸商，醒目的标语漫画大字报贴满了每一个店家的排门，代替了旧有的春联。基层店员工会把四反和新春文艺活动结合在一起，年初一新成区店员“支队”高举着巨型的检举信，配合着腰鼓队或锣鼓队敲敲打打到区工会拜年，拜年礼物就是揭发资本家的检举信。年初三虹口区的店员工会在国际电影院包场，会场上设有检举箱，当场接受店员的检举信。设在人民广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人民检举接待室，从大年初二的下午起就开始照常办公，春节期间工商界的检举坦白信3300余件，其中坦白的比检举的多。
商家们人人都胆战心惊，春节市场自然也没有人敢随意涨价，多数店家还实行了九五折的优惠；往年接近年关小菜的价格总是天天看涨，但今年连小菜场也波澜不兴；从前过年剃头洗澡照例要加倍收钱，如今这两个行业劳资双方共同宣布取消春节加价的陋规。
本年过年确实不同往年，这从里弄大姐办的黑板报上也可看到：松雪街蓉祥里弄口黑板上赫然写着“朋友．你送过礼吗？这是否属于浪费现象。你收过礼吗？注意是否有贪污行为。”确实年初一街上提着大包小包拜年的人比往年少了许多，但大年除夕的爆竹声还是一直响到了天亮，有记者说：“市民在生活安定下欢度春节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一般人对节约的重要性还是认识得不够，所以仍不免有浪费的现象”。
“不健康”的娱乐禁了，能够玩的却实在太少。“为了避免浪费”，春节放假的职工大都在屋内打康乐球、乒乓球等消遣，工会和里弄举办娱乐活动也不过棋类比赛教唱歌曲之类。还有一项为“广大人民所爱好”的娱乐是在街上看牵线木偶。
—— 摘自《百年春节》
共和国拒绝腐败——“三反”、“五反”运动决策内幕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7月后，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继续用于国防。军事行政费用的增加，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这一年的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号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于是，一场规模巨大、扎扎实实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展开。
然而，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陆续揭露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其中，贪污现象有逐渐上升之势。据华北地区报告，1950年共发现和处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干部303人。1951年上半年增至531人。河北省还在11月揭发出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在中南、西南、西北亦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件。此外，浪费现象、违反财经纪律、化大公为小公以及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
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该报告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严肃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1日，党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下发后，北京市委即于12月4日晨向中央做了《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中央对这个报告大加赞赏，并很快予以批转。
自《决定》下发后，特别是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报告后，全国各大城市、各部门、各机关陆续行动起来，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三反”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检举揭发阶段；第二阶段为处理阶段；第三阶段为定案处理结束，即建设阶段。
大贪污犯对革命和建设危害甚大，所以当时人们称大贪污犯为“老虎”。打“老虎”是自上而下开展的。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以此为开端，毛泽东又陆续批转了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多份有关打“老虎”的报告和经验，指示“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但同时也提出“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要求。
“三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发生了“逼供信”的偏向，错误地伤害了一些同志，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同时，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运动后期及时纠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所以，“三反”运动仍不失为共产党执政后，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在揭发和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很快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量事实表明，随着共和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资本家开始不守规矩了。他们的主要违法活动有：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人们称此为“五毒”。
“五毒”行为不仅腐蚀了一批国家干部，引发和助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于是反“五毒”斗争正式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进一步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三反”、“五反”一起搞，整个社会都震动起来，正常的经济生活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恰在此时，邓小平和他所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就“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于2月22日和29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来了两封很有见地的电报。其中，2月22日的电报认为：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不满。特务亦因此兴风作浪。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过去，许多事情都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以后，他们中将有一大批不能继续留用，而暂时又无人接替工作，这个问题不设法解决，国家财政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邓小平及西南局的这些分析和建议，与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毛泽东分别于3月1日和3月7日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说：“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此间，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五反”部署，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在运动的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暂不发动“五反”，县以下的“五反”推迟到春耕以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
“五反”运动好似一柄双刃剑。广大人民群众都明显地感觉到，“五反”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五反”运动也带来一些后遗症，出现了一些“越轨”、“过火”、“过头”的现象。鉴于此种情况，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薄一波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
—— 摘自《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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