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1913年出生于湖南东安。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六十年学术生涯中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论集；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等著作，被誉为当代国际清史、满族史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与耄耋之年的王钟翰教授回首剑气箫心的青年时代、险峰重峦的艰难岁月，就像是翻开一部久已尘封的书，记述着多少日月之盈亏，多少草木之枯荣；就像是打开一扇古老的门，呈现着多少曲折的历史轨迹，多少艰难的跋涉道路。
矢志不渝，七十载治史终不悔
谈起王老的学术生涯，王老颇风趣地说：“按我们王家的谱序 ‘国家显忠臣’五字，我属于忠字辈，家里长辈给我取名 ‘忠汉 ’ 是受到当时‘驱逐鞑虏（指满族），光复中华（指汉族）’的排满思想影响，可没有料到我后来大半辈子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却与清史、满族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王老正在湖南雅礼中学读书，面对国土沦陷、亡国灭种的危险，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他很想学古人投笔从戎，但碍于身体条件，终不能成。王老自感救亡有心、报国无门。但是这件事对他的内心刺激非常大，虽然还没有明确形成以学术研究来为国争气的意识，但与日后决心研究清史不无关系。进入燕京大学以后，在邓之城、洪业等有着深沉忧患意识的导师的指引下，王老开始比较自觉地思索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努力把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王老认为当时日本人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中心在他们那里，并非在其它研究领域都比中国学者领先多少，而是因为在满族史或清史上比中国占先。而日本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满族史或清史，不惜代价地搜集资料、档案，考察风土文物，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伪满洲国的存在提供所谓合法性证据，妄图将他们一手制造的满洲国从中国的领土上脱离出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控制下的殖民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回来，清史、满族史当然是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国难当头之际，王老怀着深沉的爱国之心，毅然把清史、满族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为之奋斗终身。这一点为许多同行所称道，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为王老八十五华诞的文集作序，称赞王老： “当年他服膺天下兴亡的古训，耻史与国之偕亡，愤然立志专攻清史，志向之坚，用力之勤，为师友辈所赞赏……他又涉足民族史，不自满假，笔耕不辍，时有所获，独张一帜。”
但是王老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被错划成右派的二十年，正是王老学术生命最为旺盛的二十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大的悲哀不是生活的困苦，而是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二十年里他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在不堪回首的动荡年代，王老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夹缝中坚持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更是在被调往沈阳参加编写《满族简史》的三年期间，王老利用每个周日去图书馆，查找、摘抄资料，依据《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等资料编写成《朝鲜李朝实录——女真人史料选编》，这在王老的浩繁著作中虽不是巨作，但是他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毅力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谈及做学问的方法，王老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史籍中没有的东西固然不能任意增添，原来如此而不符合现今时代或社会需要的地方也不能擅自删削，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传声筒，也不能随风飘，这也是一个严肃、正直的学者应当坚持的态度。其次，历史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做底蕴。历史研究要求有深厚的学问作功底，不仅要有史学理论，还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要熟悉典章制度和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民族语言、外国语言等语言学。尤其在现今学科门类日益增多，研究领域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倍的努力学习，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再次，研究历史没有什么窍门，“勤奋”二字是法宝，例如，对清史基本史料的掌握上，王老在50年代初就曾用三年时间通阅了《清实录》线装本1222册；至于包括乾隆朝在内的前八朝实录、《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更是经常翻阅；各种清代官书、档案、谱牍等更没少下工夫。勤奋也是王老对学生的要求，王老经常对他们说，研究历史要做到五勤：眼勤，多看、博览群书；手勤，多写、多作笔记；腿勤，多跑、掌握材料；口勤，多问、不耻下问；耳勤，多听、扩大眼界。另外，王老还提到了进行历史研究的两个个人条件，一是要有好的记忆力，历史是一门内容浩繁的学问，要记的东西太多，没有好的记忆力难度太大，还有就是要有良好的分析能力，能够合理地、恰当地由现实生活体会到历史生活，要知历史必须懂现代。
岁月峥嵘，沧海桑田铸风骨
王老不仅以严肃的态度治学育人，学术造诣上达到很高的境界，而且在人格上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堪为一代楷模。其风范使众多年轻后学仰慕追随。
王老为人诚实，决不说假话、夸大其辞。所谓“道德文章”，指的是治学先要做人。为人的诚实在学术上也会有所体现。在王老的著述中，哪怕只有几个字的引文，也会详细地列上引文出处。在王老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学术严谨的态度问题，更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在学术界屡屡出现剽窃行为的今天，这种为人、治学的风范实为当今学人的楷模。
在与王老的接触中，感触颇深的是王老的知恩图报。雅礼中学是王老青少年时代生活了六年的地方，雅礼带给王老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有人生观上的进步。王老内心深处对雅礼充满感激之情。至今，每每谈起雅礼母校，王老还有一种负债感，因为40年代，雅礼曾经邀请王老回校任教，但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这在王老的心中始终是一个未了债。在王老的自选集《清心集》中这样写道：“对于雅礼母校，我总有一种负债感。如果时光能倒流，使我有机会回到雅礼母校，哪怕是去教一两年、一两个月，只要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也是一种安慰了。而我现在已八旬有余，这对我只能是今生今世无法偿还的良心债了。”王老在与我提起雅礼时候，眼睛始终望着窗外，深沉而宁静，他沉浸在那些抹不开的记忆当中，悠悠地、偶尔短暂沉默地向我讲述雅礼给予他的点点滴滴和没有更多回报母校的遗憾。面对一个著作等身、享名史坛的学者，一个历经风霜的老人如此平实、真切的感情，我的内心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震撼和崇敬。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王老的身上有最充分的体现。邓之城、洪业是王老最为敬重的老师，在日本侵略者封闭了燕京大学、并逮捕了邓师和洪师后，王老竭尽所能帮助邓师、洪师两家人。当时王老在天津工作，每周六从天津返回北京，再从北京带上挑花、刺绣手绢等回到天津，交托各家百货杂店代为出售，每个月能多百十元的进项，分别送款救济两位老师的家眷。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燕京大学里困难的老师越来越多，看到自己所敬重的老师生活窘困，对王老来说，这是比自己受苦受难还要难受的事，因此，尽力帮助他们成为王老当时的心愿。这样，他救助的老师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他不仅要救助邓、洪二师，还要帮助翁独健、高名凯等老师的家属。这样王老的工资和倒卖挑花、刺绣手绢的钱就更不敷使用了。于是，王老冒着被日本人没收的危险，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倒卖起挑花的毛织品。后来，王老所在公司的经理知道了这件事，颇受感动，出资帮助了燕京大学的几位老师，这才使情况稍有好转。
勤奋、认真的态度是王老生活、工作、学习恪守的原则。无论是在激情年少的学生时代，艰难的动荡岁月，还是在云开月明的今天，王老始终如一、废寝忘食地坚持工作和学习。王老在近古稀之年获得平反，争分夺秒地工作，日积月累，三十年间未有稍懈，先后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论集。如今王老已九十高龄，但是依然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几小时。王老的新书、论著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即将出版一部300万字的《王钟翰清史论集》，不仅包含以前的学术内容，还有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勤奋工作已经成为王老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部分。
诚实地做人，感恩地生活，真诚地待人，勤奋地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数十年来，王老就是以这种学者风范吸引教育着一代代学人。
肝胆相照，民主生活回忆多
新中国的诞生，给历经沧桑而依然毕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尽快学习提高以适应新形势的迫切愿望使大家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之余，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民主生活的活动当中。
王老最初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只打算做一名无党派的学者。但是在王老的大学阶段，受邓之诚和洪业两位教授进步思想的影响，比较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当时王老只想以史学研究报效祖国，虽然与两位地下党党员结为好友，但是并未加入共产党。后来，在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王老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时任西藏研究室副主任林耀华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随着对民进的深入了解，先后联系了冰心、吴文藻和顾颉刚等德高望重的教授加入民进，这为民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文资源。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民主党派联合会，王老被选举为主席。在担任主席期间，王老定期组织活动、召开会议，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民族学院民主党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洋溢着团结、民主、和谐的气氛。但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断了王老的学术活动，也终止了王老刚刚开始的政治活动。
但是王老对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心，对民主党派促进民主的信念始终未改。现在，虽然王老因年事已高，不能经常参加民进的组织生活，但是还依然十分关注民进的发展，记挂昔日一起共事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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