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足球职业联赛始于1994年。1993年世界排名第37位，十年联赛后的2003年降到了第86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3年是3万亿元， 2003年升到了11万亿，这几乎是以前的四倍，而足球却下滑50位。足球的发展与经济的高速极其不协调。我国的职业联赛一定存在着问题，必须调整、改革。”说到足球，尹明善委员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其实，我国绝大多数体育项目，基本上与经济同步发展，如奥运会冠军数量就增加不少。唯独足球反差最大。统览一下各种媒体，批评足球联赛的声音特别多，特别高。指责“假球”“黑哨”的声音不绝于耳。看球的人逐渐减少，今年二月，中国国奥队在成都与牙买加队比赛，6万座的球场只有7000观众，门票收入仅两万元。
“问题出在哪里？在于行业自律不严，少规可依、有律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尹委员自问自答。他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督体系。仔细琢磨，足球职业联赛的公平竞赛监管体系，恰恰也需要这四种要素相结合。即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有了完善的公平竞赛监管体系，就能净化足球联赛，杜绝“假球”“黑哨”，从而提高足球水平，使足球事业、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这四大要素中，唯有行业自律作得不好，行政执法尚有，如龚建平案，舆论监督和群众参与还相当不错。
他认为，行业自律最大的误区是混淆了法律与行规的界线，混淆了执法与自律的界线。中国足协本是行业协会，正是依法执行行业自律的机构，或者说是贯彻行规的机构。当前的误区是执行行规，足协也像行政执法一样要事事讲证据。而“假球”、“黑哨”的证据是极难查证的。所以，联赛史上如渝沈之战这些著名案例也因查不出证据而不了了之，反而助长了“假球”、“黑哨”等歪风。
“行业自律必需证据吗？否！有证据可以惩处，没有证据也可以惩处。请注意，这是自律，而且是行业内的自律，即行业内部说了算的自我约束。只要这种自律没有延伸到行业外去约束非本行业人员，没有延伸到法律政策领域去，就没有问题。”尹委员对行业自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建议，足球行业的自律，可以设立公平竞赛审议委员会，由多名资深足球工作者、教练、媒体人员等组成，主任由足协官员担任，遇有“假球”、“黑哨”之类的投诉，即针对个案启动审议程序。在个案的审议中，与其有关联的委员应当回避，在余下的委员中随机挑选20名或18名，加上主任构成单数21名或19名。审议委员会可以反复观看录像、听证、甚至答辩，最后无记名投票审定，由简单多数票定案。由于委员人数众多，当事人很难作过半数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审议制必将显现威力，让卖球者、赌球者、吹黑哨者产生畏惧，不敢心存侥幸。他说，其实我国的法律已有仲裁制，比如商标评审委员会、专利复审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由多个权威最后投票裁定的制度，足球联赛也可以借鉴这些好的做法。
他说，最近，中国足协为中超联赛又强化了纪律。但他认为，中国足协是行业协会，不是行政组织，应当靠自律，而不是靠纪律。中国足协也不是司法机构，应当靠自律，而不是靠执法。自律是依靠协会多数成员集体行动的自身内部约束，这种自律将为法律所尊重，当然自律的范围绝不可延伸至法律范畴。他认为，用行规来处理“假球”、“黑哨”之类的行为，只要公平合理，会得到社会上的理解与支持，更能得到协会内部成员的尊重与服从。他说，中国足协的官员，只需制定仲裁的规则，组织仲裁的实施，坚守程序，不问内容，当委员会作出实质性的裁定时，任何人也不会责怪足协管员，更不会谩骂足协官员。这样就可以摆脱当前靠执法、靠纪律却好心难办好事的尬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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