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对经济学家来说，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在所有制观念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向被称作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制度改革。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词汇中，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在传统理论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其基本规定性是不能改变的，只能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自我完善；而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因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所以，可以通过改革不断地进行选择和调整。其中对所有制的认识最具有典型性。传统的观念一向认为，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当然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改革只能触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在这种传统观念束缚下，人们在很长时间内是讳言所有制改革的：因为这很容易被扣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帽子。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些有胆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产权改革的主张，试图通过区分产权和所有制概念，绕过所有制这个“烫手的山芋”，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的目的。而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敏感的保守派的抨击，他们指责这种产权改革论是用产权概念偷换所有制概念，以产权改革为名，行所有制改革之实；以产权明晰为幌子，以推行私有化为目的。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可能不触动传统的经济制度：一方面，经济制度本身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该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人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原来被看作反映某种特定制度本质特征的东酉，逐渐被剥去制度的外衣，而被看作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东西，或被看作仅仅是为实现某种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可供选择的手段，抑或被赋予资源配置方式的属性而存在于不同的经济制度中。比如，一度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并与社会主义画等号的计划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实践探索，终于被赋予了体制属性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诸如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范畴，现在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关于所有制的认识，我们也同样经历了上述过程。
中共十三大（1987年）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1997年）之前，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异己的东西，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被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外。这种认识到中共十五大召开，有了本质的变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纳入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而不再被视为公有制的对立面。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又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六大报告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六大报告还提出，既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并进而强调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十六大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强调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并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表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不仅如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指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所以，“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可以预料，这种“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既包括公有产权，也包括私人产权）的思想，在即将修改的新宪法中将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在中国的宪法中得到最终确认。
以上有关所有制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制本身也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手段；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保护公有产权，而且要保护一切通过合法的收入和途径（包括继承）而形成的任何形式的财产权（包括私人产权）。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乃至完成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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