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两会期间，我曾经提出大学转制的建议，也得到了教育部积极的回答。但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因此，对这个问题我再一次强烈呼吁：教育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入WTO更是把中国教育推上了国际竞争的大舞台。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与国际教育规则相接轨。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发展非政府办学与引入竞争机制，体现市场体制下教育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缺口巨大，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经费内部配置极不合理。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据了本来就很拮据的教育经费的相当部分，如果对这些大学进行转制，就可以把部分钱拿出来，政府就可以在不增加教育投入的前提下，解决一些中小学现存的实际问题，如改造薄弱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等，同时也可以解决我国著名大学以及大学的有些学科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
公立高等学校转制为非公立的、股份制的或者民办的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在国外，高校的80%以上是民办学校，而我国80%以上却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又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以某省为例，2002年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60多亿元，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60多亿元。一所大学的投资，往往相当于100多所农村小学的经费，甚至更多。高等教育花费了相当部分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教育经费。全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第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效率总体比较低下，机构冗肿、人浮于事的国营企业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没有一批民营教育机构和民营机制的竞争，没有体制外教育的刺激和比较，公立学校很难真正地做强做大。
第三，公办高校创办了大量的二级学院，这些“假民办”利用公办学校的优势、优质资源与民办高校进行不公平竞争，使民办高校在生源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更处于劣势。目前，我国的民办大学，尤其是民办大专院校有相当一部分办学非常困难，甚至面临倒闭的困境。
第四，公立高等学校的转制是可能的。大家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且不说那么多的企业成功地实行了转制，与大学性质相近的众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二是关于有没有资金进入的问题？中国民间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仅仅在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的余额就达到86910.6亿人民币。我们应该为民间的资本寻找更多的机会。因此，公办高校的转制势在必行。
第五，我的建议是，国家办好10所一流国立高校，每省办好1—2所省属高校，有条件的地市办好1所市属大学，其余的大学逐步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制；国立大学要面向全国公平招生，省属和市属大学可对本地区学生实行适度优惠入学政策。其余的转制大学完全自主招生。转制以后得来的经费，三分之一给国立大学改善办学条件，聘请世界一流的教师，让他们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否则，以目前的状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另外三分之二用于中小学，在国家短时间不困难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提供雪中送炭的经费支持。这样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当然，如何转制，有许多问题可以继续讨论。可以将学校整体出售，也可以将学校的一部分转制，还可以用委托给民间机构经营管理等办法。其实，国外就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如新加坡SMU就是由国家举办的私立大学，这所大学的房屋由新加坡政府建设，与美国的一所大学联合办学，组成了大学的董事会，按照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和管理机制进行运转。另外，我特别主张有二级学院的优先全面转制。目前教育部的文件规定二级学院的几个完全独立，其实是不太可能真正做到的。因此，必须规定凡是举办二级学院的大学，优先进行整体的改革或者转制。在二级学院的转制途径上可采取两种模式：第一是“蛇吞象”模式，即二级学院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吞并其“母体”（原所属高校）；第二是二级学院与“母体”彻底脱离，成为独立的民办高校。
同时，建议选择一所国内排名前五位的大学进行转制试点，允许民间资金进入相应的学科，从学科、学院先转制，最后建成若干民办学院组成的新型民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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