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旧房拆迁及理顺职工劳动关系等引发的群访事件不断增多，有些因地方政府处置不当而导致越级上访也时有发生。越级上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给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带来了影响，也有损地方的“良好形象”。但从理论上说，越级上访并非违法行为。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和《信访条例》相关规定表明，越级上访属于依法上访的范畴，是信访人的权力。而某些地方压制越级上访，甚至打出“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狠狠打击越级上访的犯罪分子！”、“严禁越级上访！”的大标语，动不动就将老百姓被迫越级上访的举动视作“聚众闹事”，采取“治安拘留”等强制措施，反而是违法行为。
客观上，越级信访可以反映地方存在的问题。而且，上访从某种角度讲，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信访是一种“信任之访”，如果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任，社会呈现一片寂静，那才是真正的危机。越级上访，一方面是对当地党和政府的信任不足，一方面也说明是对上级党和政府寄予了真诚的信任。
为什么会造成越级上访、反复上访，客观地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1、处理不及时，拖出越级上访。有些部门对群众上访思想上不重视，拖着不处理，或因群众反映问题比较棘手，处理难度大，怕惹麻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群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只好越级上访。2、解决不到位，引出越级上访。有些信访部门官僚作风较浓，接待群众反映问题没有诚心，敷衍了事，把群众意见签一下，又转回到原地。当地解决不了，群众只好越级上访，而上级机关把反映的问题又转到地方，还是没有解决，势必引起重复上访。3、责任不明确，推出越级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两个以上部门，由于部门相互踢皮球，群众在几个部门来回跑，既得不到明确答复，也无人过问，只好越级上访。4、廉政有问题，逼出越级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触及当地领导干部的利益或关系网，造成群众反映问题不仅难以当地公正解决，反而遭受打击报复，迫使群众越级上访。
在越级上访者中，确实也有极少数动机不良、行为不当者，但绝大部分人不是无理取闹者，是由于无奈，才走上信访之路的。如果各级党委、政府都能以群众利益为重，将问题解决于基层，则大部分信访事件特别是越级信访事件本可以不必发生。解决越级上访问题，不能靠堵。如果地方为了保持政绩而采取压制越级上访的办法，这样做，似乎越级上访减少了，而实际上则留下了更大的社会不稳定隐患。
浙江省采取了领导干部下访的办法，一把手、主要领导直接到基层听取群众意见，解决问题，这确实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一条好路子，可以减少部分群众的越级上访，但对群众来说能遇到领导下访，还是带有机遇性的，还很难在制度上得到保证。出现越级上访本身并不可怕，上级考核重点不应放在越级上访次数多少，而应在出现越级上访后，问题解决得如何方面上，关键在建立信息反馈和督查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越级上访的根源。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讲话精神，这里建议：一是要加强信息反馈机制。出现越级上访事件，上级政府批转地方处理后，应有一套信息反馈机制，下级政府要限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如浙江宁波就制定了相关制度，越级上访的，省里转下去，必须在一至三个月内向上级反馈处理情况，内容涉及事实是否清楚，处理结果如何，信访者满意度如何等。有了一套完善的反馈机制，就能确保反映合理的得到妥善解决，无理聚众闹事的予以惩处，也有利于敦促地方政府关心群众疾苦。二是要建立有效督查机制。把处理越级上访的质量与党风廉政建设、与纪检、监察和党委组织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越级上访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复上访的案例。要把越级上访的处理情况与干部政绩、廉政考核评议结合起来，以提高信访办理的质量，并以此来测评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政绩和执政为民、勤政廉政的程度。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因失职渎职行为并造成越级信访、重复信访，产生严重影响的，其相关负责人应被追究责任。有了督查机制，就能增强地方政府处理群访事件的责任性，真正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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