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平：研究员，第七届国家督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管理学科组专家，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在教育研究界和教育督导界，诸平的名字并不陌生。在教育报刊、杂志上，我们经常见到她的文章，思维缜密，文笔则十分犀利；在朝阳区的学校，在民进北京市委召开的有关教育的调研座谈会上，我们经常能见到她的身影，见解独到，谈吐却不失优雅。在朝阳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再见到她，一件色彩柔和的毛衣、一条兰色牛仔裤，成熟的韵味透出几分朝气。当我们提及采访，她惊诧道：“采访我？平常人一个，无背景，无声望，无成就，一点儿也不成功。”快人快语，率真坦荡。我们不禁会心一笑，这就是诸平。

    为人民请命，为大众进贡献

    作为共和国的同辈人，诸平从小听熟了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的故事，她认为那是一个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也是那个年代最有光彩、最具感召力的地方。那个时代培养了她对信仰的虔诚，对真理的热爱。她相信社会有公正，世间有真理，并因此相信理想、追求和奉献。她说，与那个年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更有活力，但很多人不再相信社会公正和真理的存在，因而诋毁崇高，轻贱人的品质的高贵。在很多人眼里，追求崇高和品质的高贵不仅“傻气”，甚至颇有点“自绝于人民”。而诸平始终坚信：正是因为有信念，人才有追求、能奉献，才能超越现实的、物质的存在。

    上初中时，诸平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十余年中，她一直作为普通的农民、工人，生活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生活在社会最基层，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的思想变迁与震荡，奠定了她的价值观基础。

    那一年，每个班都开始斗学生、斗老师，爱读书，信道理的诸平认为，团结两个95%也不至于班班斗学生、斗老师，于是“不知死活”地写了书面意见，直陈观点。不谙世事的她突然发现不仅最脏最累的活儿都归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敢于理她了。“认理儿”的品性和做人的尊严第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也接受了一次真正的洗礼。

    17岁那年，她到山西省左云县农村插队，为了改良品种，与几个女同学一起，磨破了嘴得到村边一块盐碱地作为试验田。为此，她们搭拖拉机，到百里地外的邻县寻找种子；别人收工了，她们才能用人家耕完地的牛，一半牛耕，一半人拉地耕地、播种；下雨了，她们冒雨施肥；收工了，她们打着手电出板报，宣传科学种田……。令她感到骄傲的是，两年后，试验田扩大到29亩，种有麦子、谷子和莜麦等作物；四年后，全村的土地都使用了试验田的种子。几年的经历使她深深懂得了：英雄主义没有灿烂的圣光，“做事”比想象的艰苦得多。

    诸平20岁那年山东大灾，几个怀抱婴儿的妇女到她插队的村里乞讨。可当时村里的百姓自己尚未温饱，长达4个月的冬季只能用萝卜和土豆糊口，不敢收留人口。一个妇女连同她怀里的婴儿，冻死在场院的小房子里。今天提起此事，诸平仍然热泪盈眶，她说：“我真正看到了中国，看到了农民，不仅令我立志终生为人民请命，为大众进贡献，而且至今提醒我，只有知民心向背，才能知从政取舍”。

    追求真理，勤于思考

    文革之初，诸平像绝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满怀热情地投入进去；当批斗老师、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人身侮辱时，她投入的步子放慢了；而当“毛主席万岁”成为“林副主席”的“教导”时，她的怀疑时代开始了。下乡后，一面是尚未温饱的农民，另一面是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激发了诸平的怀疑精神，她决心将过去所有未经过自己消化就吞进去的“宿食”，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呕吐干净；同时，也激发了她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热情，她开始了用自己的头脑学习与思想的过程。

    文革后，她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又被选派到澳大利亚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她一直葆有追求真理的热情。由于不图务虚名，不浅尝辄止，善于学习，勤于思索，诸平逐步具备了较好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研究水平。

    作为理论研究人员，诸平从不忙于“上条陈”，追“热点”，而是不懈地探究教育发展和学科发展的规律。她认为：很多“热点”问题之所以反反复复老是热，除了实践的需要，更多地是由于缺乏“冷”思考，理论工作者跟着“热”，就事论事。理论研究的责任是发现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正确的策略。她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记得在一次学术年会上，听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教育规律的讨论，一言未发的她突然开口说：这些讨论似曾相识，从“教育规律”、“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规律”到今天的讨论，到底什么是根本的东西？如果“教育规律”是根本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讨论，如果根本的是其他，还要教育规律做什么？至今还给在座的人留有深刻的印象。求索根本的、带有普适性的教育规律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对研究而言，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对研究者而言，它则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此，诸平虽然发表的论文不是太多，但篇篇言之有物，观点独到，逻辑严谨，令人过目难忘，而且大多被多次转载、收录。

    作为政策研究人员，1992年以来, 诸平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 主持并与其他同志共同承担“区域教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该研究论文《中国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综合评价及分类的方法研究》，已被收入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成果通报》（理论卷），同时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撰写了报告《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已被收入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一书；1995年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负责“妇女与教育”论坛的“21世纪妇女教育面临的挑战”分论坛的学术与组织工作，撰写主题发言稿，并负责该论坛论文的出版工作，该书已于1996年出版；她承担了国家教委委托的“我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研究”主体部分的起草工作，研究结果转化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同时，还组织或承担了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义务教育目标监测”, 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 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课题的其中一些子课题的研究, 完成了一些有分量的工作。

    作为研究员，她还参与和承担了中共中央一些重要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如，199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初稿关于“教育部分”修改意见的起草工作；1994年1月完成国家教委“对中科院‘中国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同年4月撰写国家教委上报李岚清同志“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199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报告初稿中关于“教育部分”修改意见的起草工作，等等。

    在进行政策研究时，她依旧保持着知识分子相信科学、尊重科学的执著品格，一方面，她敢于坚持遵照科学范式开展研究工作，反对用政治逻辑和权力关系禁锢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政策研究又培养了她不当家也知柴米油盐贵的务实态度，引导她突破从理想状态出发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局限，突破那种“不是社会主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绝对二分法的思维方式。

    1999年，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有点远离实践，于是主动来到朝阳区，成为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世界各国包括1949年以前的中国都有督导制度，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被取消了。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我国的教育督导制度逐步恢复。但是，相对于各级教育局、教委来说，教育督导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年轻部门，由于不掌握资源的分配权，在转轨没有完成时，它又是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弱势部门，职能不清，定位不明，管理体制不顺，开展工作困难，“做事”还是比想象的艰苦得多。

    几年来，诸平坚持观念创新，敢为人先；制度创新，打好基础；方法创新  真抓实干，从全新的角度设计战略，设计方法，筚路蓝缕，励精图治，除日常工作以外，一年一项创新，打开了朝阳教育督导工作的局面。

    1999年，在区政府主管领导的直接指导下，诸平带领教育督导室组建了朝阳区社区教育督导网络，按地域设立了25个社区教育督导工作站，聘任了25名工作站站长和137名（含站长）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校长、教师担任兼职督学，解决了督导工作长期存在的队伍问题，实现了教育督导工作机构的创新，为督导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000年，她带领教育督导网络在完成200多所学校的综合督导工作的基础上，抓住时机，建立了督导结果的报告、通报和公告制度，进行了教育督导制度的创新，并刊印了《朝阳教育督导通讯（专辑）》，《朝阳教育督导通讯（动态版）》和《朝阳教育督导简讯》，从而一方面加大了社会对督导工作的参与程度，成为教育向社会开放，社会了解教育、参与教育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增强了督导结果的使用力度，形成了督导的威信。

    2001年，针对朝阳区学校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督导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诸平与全体督学一起，开展了“借鉴ISO9000原则，改善学校管理”的发展性评价试点工作，坚持在工作中突出对学校管理过程的评价，淡化用终结性指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