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晴。
今天是政协会议的第五天。上午，继续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并且实际议论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仍然热烈，个别的委员在谈到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时，甚至慷慨陈词。有人还把买房难、房价贵与上面两个问题一起，作为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我终于得到了上午最后一个发言机会，拿到话筒的时候，已经只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在谈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基本特点以后，我还是围绕教育问题进行了发言。我重点讲了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素质教育与高考改革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对于总理报告中关于“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谈了自己的想法。
上午10点，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的李静编导来采访，关于教育公平、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问题。10：40分，老朋友马潇然代表《上海证券报》来采访，她原来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因为采访新教育实验，她成了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因此，我在她负责的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我跟她开玩笑，今天博客的题目是“约会马潇然”。
中午12：30分，北京教育报刊社的张彦春总编来宾馆接我去为他们的记者和编辑做报告。报刊社许多人是我的老朋友，朱寅年先生是最早关注新教育实验的媒体人之一，〈现代教育报〉的许多记者一直与我保持密切的联系。今年《北京教育》的“名家谈教育”也给我开设了专栏。我的题目是《两会的教育热点与教育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介绍了代表委员们关注的教育问题以后，我对于媒体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我以农村代课教师为例，去年几家媒体的集中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今年两会的提案与建议就非常集中。
在报告的最后，我集中谈了对于总理提出的“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的理解。其实，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内容的篇幅是过去前所未有的，而提出“教育家”的问题，更加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认为至少反映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期待，应该充分发挥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希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成为教育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如果能够真正懂得教育的内在规律，教育的春天就会来临。山东李希贵应该成为教育官员的典范，他就任教育局长以后，大胆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中考招生、校长聘任等。其实，教育是一门科学，与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学家一样，教育的发展也非常需要教育学家。即使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做到所有的教育官员都成为教育专家，但是至少应该让教育官员多学一点教育的知识，多听一点专家的意见。在选拔任用教育官员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考虑其教育知识的背景。
二是希望教育理论工作者成为教育家。非常有意思的是，与经济学家、企业家、文艺家等相比，教育理论工作者一直不敢说自己是教育家。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的专家在编写《中国教育家丛书》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理论研究成果，还是他们没有真正走进火热的教育生活？我主持的国家十五重点课题在总结的时候，有人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著作还不够，我问：我们交20位在新教育实验中间成长的老师行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著作，都有一些让人流丽的故事。所以，我认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对于火热的教育生活的关注与参与。
三是希望广大中小学老师成为教育家。教育家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走向教育实践，一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走向理论。其实，无论是苏霍姆林斯基还是马卡连柯，无论是魏书生还是李吉林，都是在火热的教育生活中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创造理论的。一线的老师只要注意理论研究，注意思考问题，注意积累教育经验，尤其是记录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是完全可以成为教育家的。在我们新教育实验的探索中，就有许多一线的老师用理论武装自己，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小专家”。
四是希望教育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教育家。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把弱者的声音放大，把智者的声音远播。他们对于教育脉搏的把握，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教育问题的感受与了解。他们一方面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呼吁社会的关注，期待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捕捉教育发展的方向，引导教育的实践。因此，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激情，都会对于教育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教育媒体人是素质直接影响教育的品质，因此他们应该学习教育的理论，掌握教育的规律。否则，他们就会盲人摸象，甚至误导教育的实践。
报告没结束，北京八中的孔老师已经在楼下等待了。因为北京的一位领导很早就希望我去八中做报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还债”。八中是北京的名校，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考察一下北京的教育。在八中的题目是《新教育实验---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从3：40分到5：00。我从两会的教育热点问题开始讲起，介绍了我们新教育人的探索。会场非常安静，看得出，老师们是有共鸣的。报告结束后，有老师对我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报告了。
晚上七点半，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进行访谈，主题当然还是教育。现在的广播已经走向数字化，他们的录音通过“国际在线—网络电台”播出，可以不受时间的束缚，随时进行点击收听。同时，他们通过网络，又把听与视结合起来，可以随时查看。
晚上九点半回到宾馆，终于有时间好好看简报，看报纸，把最近几天的会议文件阅读任务完成了。十点二十分，准时坐到电视机前看王小丫与武鸿主持的对话节目“春天的约会—城市择校谈”。虽然我自己要到十一点以后才出场，也仍然关心着节目的全部内容。夫人按捺不住了，打电话来“批评”说让她等了太长的时间。我告诉她，不是看我，而是看节目，是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过程。北京的朋友钱先生与上海的朋友巢先生看完电视以后也发消息来谈他们的看法。其实，电视录播的遗憾往往是剪刀工程可能会大打折扣，不能完全反映讲者的全部观点。
十一半，正准备休息的时候，想起《北京教育》专栏的文章还没有完成，而他们的三校已经结束，只好赶快写。好在素材是现成的，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十二点半，终于把头靠上了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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