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3 20:09:18
今天一天讨论各种决议，时间比较充裕。大部分时间用来浏览报纸和简报，从中整理一些新思维，好回去给我的选民传达。报纸的东西基本上有了印象，倒是一些好的摘要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有一天看到辽宁团的一分摘要，居然找到10个我感兴趣的提法。
在整理这些东西时，我把主要的热点问题加以分类。觉得我国27年的改革应该说取得极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人称为“改革陷阱”，比如，教育改革之后，教育负担越来越重（中午有一记者采访时，我认为义务教育阶段是乱收费、非义务教育阶段是高收费）；医疗改革之后，医药费越来越高（老药变新药，新药价格涨）；工资改革之后，工资总额越来越大（附加工资变成正式工资，又出现新的附加工资）；行政改革之后，行政经费越来越大（25年行政管理费增长87倍，乡政府大楼不亚于美国的市政厅）；公车局部改革之后，公车费用越来越大（配置提高）……这些往往走到了改革目标的反面。
由此我想到了在参加2003年十届一次全会时，谈得比较多的“黄宗羲定律”。2003年3月7日，温总理在参加湖北团讨论时提到：在农村税费改革时要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会后有记者问我什么是“黄宗羲定律”，后来还走访了“黄宗羲定律”的提出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
黄宗羲（1610—1695年）从十几岁起就参加了反封建势力的斗争，继而又参加了南明的武装反清活动。清军入关后，黄宗羲遭通缉而避难日本。弘光二年，清军占领南京，黄宗羲回国抗清，失败后退守四明山寨。又随鲁王在舟山图谋匡复，谋划抗清活动。清政府诏征博学鸿儒，黄宗羲宁死不从。隐居著书立说至终。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孟子师说》、《黄梨洲文集》等。《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最富有战斗性的民主精神的启蒙著作。既是一部最深刻、最尖锐地声讨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檄文，也是一部设计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改革方案。黄宗羲在去世后的两百年内实际影响并不大。
当中国进入20世纪初时，随着王（夫之）学在清末的复活，不少革命民主主义者将黄宗羲称为“中国的卢梭”。又百年之后，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又一次发扬了黄宗羲的批判精神。黄宗羲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农村问题，他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农村改革思想。
他的赋税思想，一是反对对私有土地征税。二是反对日益沉重的租税。三是揭露了封建“暴税”给人民带来的“三害”，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积累莫返之害”是指历史上税制的每一次改革，都是附加税变成正税，使人民的赋税负担进一步加重（即“黄宗羲定律”）。“所税非所出之害”是指田赋改征白银，加重了农民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是指当时国家不分土地的肥沃、条件、位置的不同而按一个标准征税。
现在虽然免了农业税，但还是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农民没有了农业税的负担，又有了农资贵的负担，社会地位又不平等（如有的代表说，车祸赔偿，城乡人员数额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只有建设了新农村，农民经济地位提升后，才能说走出了“黄宗羲定律”怪圈，如华西村。
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是陷入一种新的“黄宗羲定律”怪圈。所以，我建议，改革要配套，要有法制做保障，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会陷入“越来越……”的怪圈。
晚上有一对学生夫妻来看我，看得出来，在北京工作很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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