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提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我们的和谐社会首先应是公平社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邓伟志与记者谈起这一话题时就开宗明义，亮明自已的观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中，多次强调要更加注重公平。
这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邓伟志说。他谈到自从效率优先提出以后，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效率优先”四个字，但可以肯定有一份功劳。不过“兼顾公平”，被提及却不多。制约“效率”的因素很多，比如劳动力素质、技术的先进与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力度。至于说可以“兼顾”的方面也有不少，譬如完全可以提“效率优先，兼顾研发”或“兼顾规模”，也或“兼顾结构”，因为，研发、规模、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说，是可以促进效率提高的，但过度了，也会有碍于效率。在规模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效率一时难以上去的事也是常有的，在所谓讲效率的国外也是屡见不鲜的。效率与研发、规模、结构调整可以构成一对矛盾。
邓伟志一钟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有些企业安全设施不齐全就投产，不能说效率不高，可是安全事故不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邓伟志介绍到，近来，在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以后，在社会又引来了两种解释。
有人说“经济讲效率，社会讲公平。”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经济领域中就不必讲公平吗？如房地产业中征用农民的土地价格那么低廉，房产商售价那么高昂，反差这么大，尽管按效率分配也有公平的成分，可是谁会承认当前分配中的“资高劳低”是公平呢？也有人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这表明在分配领域即经济领域也要讲公平。然而现实中不讲公平现象比比皆是，如按资分配比例过高，按劳分配比例过低，劳资双方有的甚至相差几十倍，怎么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呢？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工作效率从哪里来呢？税收应当算是第一次分配，有许多国家都征收税率高达百分之好几十的遗产税、赠与税，我们却分文不征遗产税、赠与税。
邓伟志认为和谐社会是公平社会，公平和效率应该同等，公平，应当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应当是政治公平、经济公平、文化（包括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公平出劲头，劲头出效率。竞争能出效率，公平、和谐也能出效率，出水平，出高度。当然，洋溢着公平的效率也是公平的体现。
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公平社会呢？邓伟志侃侃而谈，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缩小贫富悬殊，比如取消农业税等等；二是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协调好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互补、互动关系；四是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要继续推进建设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五是管理的重心应转向社会管理。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政府应把最主要的的职能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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