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上的“重中之重”很多，如果比较一下，应当说，只有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才真正是中国这一全局中的重中之重。涉及科学发展的城乡协调，“三农”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与科学发展休戚相关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其实也是东部城市与西部农村的关系问题。现在到处讲“小康”，农民沒有实现小康，何来国家的小康？现在到处讲“全球化”，一国之内不“化”，还谈什么全球化？现在到处讲“代表多数”，应该明白：农民一直就是中国人口的多数。因此，代表了农民方能代表多数；没有代表农民就压根儿谈不到代表多数。过去在改造小农经济时，中国有句名言，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教育干部懂得农民。上下左右都必须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充分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是个“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呢？说法很多，我认为重中之重“之重”是农学。这里的“农学”自然是“大农学”，不只是指农业科学，还包括农民理论，农村理论。理论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而不是描述事物表象的。理论是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规律是可以反复出现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理论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离开了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盲人骑瞎马”。政策是要贯彻的。不过，不能不问一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正确的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既符合实践，又符合理论。政策多变不好，“初一、十五不一样”不行。可是，政策所管的时域远远要比理论所管的时域短得多。理论可以突破，墨守成规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那突破的原因和前提是时间、地点、条件变了。理论被突破了，不等于原有的理论不对了，只要条件重新出现，那理论依然会熠熠生辉。假若理论在被突破之后变成了臭狗屎，这只能说明那理论在当初就不是理论，是“纸糊的”，而不是铁打的。
联系到中国的“三农”，1992年以后，出现了连续好几年的不景气，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理论没有跟上应该承认是其中的一条。这里有哪几个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呢？
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民是老几？这就是说，今日之农民在今日之阶级、阶层结构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你认为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农民是走在前面的，那你就应该把农民排在各阶层的前几名，那你在利益的调整上則必然是向农民倾斜；如果你认为，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农民是走在后面的，那你只能是把农民排在各阶层的后面，在利益的调整上也不得不让农民靠后、靠边。阶级阶层的地位取决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力的大小。应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这无疑应当归功于改革。当今的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改革的时代”，无非是因为改革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和动力。改革给我们带来勃勃生机。请问：改革是谁发明的？是农民！在安徽农民冒着风险，着手改革的时候，城市还在按兵不动哩！说“不动”是客气的，实际上是：有不少城里人是在对改革品头评足，嘀嘀咕咕。用20世纪80年代舆论界的一种说法，叫做：“农村包围城市”，換言之，是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单凭农民发明了改革这一点来说，农民就足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当然，农民也不能吃老本。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农”字一号的大课题。
接着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农村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和作用怎样？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提高，已达41%，比三十年前差不多翻了一番。城市的大楼矗立起来了。要知道，大楼无不是平地起高楼。也就是说：相当多的大楼是建在农田上的。近年来中国的公路已修了几十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也有数万里。公路是城市的血脉。道理很简单，这公路也是建在农田上的。近年，中国农村献给城市上亿亩土地。倘若没有这上亿亩农田，这一座座城市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反过来想一想：在农民献出这上亿亩土地的过程中，我们“予”了多少？农民“取”了多少？农民所“取”的为开发商收入的多少分之一？发人深省！土地是农民劳动的对象。土地问题是农村工作的“牛鼻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以及考茨基都写过土地专著。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土地是征用好，还是租用好，值得继续研究。上海有个九星村，顶住征用搞租用，结果是全村没有一个失地者，没有一个失业者，没有一个有贫困者。细水长流，家家富得流油。2005年，九星村被评为全国十大名村之一。租地搞工商是级差地租几？既不是级差地租Ⅰ，也不是级差地租Ⅱ，这极可能是对级差地租理论的一大发展。还有，现在依然是农村的地方，应当如何建设？农村的社区如何建设？农村的村民自治如何发展？农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进？我们既喜欢讲政治，又喜欢讲组织群众，能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发动农民组织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共产党是靠农会起家的。在左得出奇的1965年，从中央到省、县、村还都有贫下中农协会哩！农村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上同城市的差距怎样缩小？现在要承认城乡二元结构，不等于就该欣赏二元结构。中国的城乡差距有人说是1:3，有人说是1:6，不论是三倍还是六倍，都大大高于欧洲的二倍或者一点五倍。这种状况如何改观，都有待于农学的指导。
再就是农业理论了。现在都在比赛三产，这是观念上的进步。可是，二产、三产的发展无不取决于一产所能提供的粮棉油、蔴丝茶、糖菜菸、果药杂。不论三产的比重有多大，一产永远是居于第一位的“一产”。过去我们一直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没有过时，仍然适用。可是，仅仅理解到这一步还不够。更应当看到，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过去我们一直讲：“以农立国”。落实到工农关系上就是“以农养工”。然而，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工业比重大于农业时，工业就应该“反哺”农业了，三产也该服务于一产了。所谓“反哺”，就是以工业化的手段和规模经营的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科技强农，提升农业的社会化水平。放眼世界，财政资金向农业流动已成为国际惯例。发达国家农民最高人均补贴性收入多达三万美元。我们呢？虽说逐年增加，但还是杯水车薪。投入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认识水平的高低。
“反哺”不是施舍。“反哺”是付培养二产三产后备军的培养费，是付拓展市场的“开发金”，是二产三产自身发展的需要。
日前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三农”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理论创新”。我们相信，“三农”加“一农”，有了大农学理论为指导，“三农”一定能够爬过坡，建设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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