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中央理事雷洁琼（左一）代表民进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O年四月，民进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我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的会章中，曾规定过“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弃”，因此，大会首先讨论了本会应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之决议》。信《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提高自己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奉献，本会不但不应该结束，而且还要更加努力，设法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加强自己的工作。”大会修改了会章，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等六个重要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①。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秘书长。民进总部还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等工作部门并推定了负责人。至此，民进的组织机构逐步趋于完善。 
 
　　一代大会以后，我会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国内外敌人，活跃国家政治生活，恢复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思想战线上，开展了批判唯心主义的学习运动。我会积极推动会员，遵照党的要求，努力学习，做好工作，投入运动，使大家经受锻炼，得到进步，在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服务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我会中央常务理事会增选周建人为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是年八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讨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党和政府以及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翌年一月，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杨东莼为秘书长。大会以后，我会按照“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新会员，扩大了组织，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一九五七年，当时社会上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因而在反右派斗争中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下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其中也有不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民进在反右斗争中也同样受了扩大化的影响，伤害了一些同志。(民进所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现已全部得到了改正)　 
 
　　一九五八年底，民进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程是检查、总结过去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并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莼为副主席，徐伯昕为秘书长。三代大会提出了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此后，民进各级组织重视结合会员的业务实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纷纷举行服务与改造的经验交流会，并在基层中推广“依靠党委，结合中心，深入细致地抓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工作”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时，民进会员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教育革命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同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近来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但真诚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开始深入群众，定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取得了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新经验，提高了自己的觉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使民进会员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一九六○年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暂时困难。七月，民进举行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运用“神仙会”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会后，从中央到基层，逐级开了“神仙会”，大抓形势教育，这对帮助会员战胜三年暂时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一年内，我会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领导同志面向基层，深入实际，接近群众，了解情况，推动会务工作深入开展。 
 
　　一九六二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统战工作提出了：“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出现了迎接民主高潮和专业高潮的新形势。在这一新形势的鼓舞下，我会在协助党调整文教政策、鼓励会员发扬民主、巩固和总结基层工作经验、建立规章制度、联络社会人士、举办分界分科谈心会、专业报告会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六二年底；民进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认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作为我会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持续进行了三年。在这个期间，民进组织还积极推动会员分批到农村参观学习和参加“四清”运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培养工农感情，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迈进了—大步。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红卫兵到民进中央机关进行查封，迫使交出印章，并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许广平因病去世。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副主席王绍鏊因病去世。同年五月四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因患脑软化症，久治无效去世。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副主席车向忱，因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常委、第四届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也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全国有大批会员受到迫害，中央常委许崇清，中委李平心、陈麟瑞等都被迫害至死。民进中央机关干部除极少数留京外，大部分同志都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不少地方组织机构被砸烂，档案丢失，干部四散，房屋被占。从中央到地方被迫中断工作达十—年之久，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①　民进在解放前开过五次会员大会，产生过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解放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是第三届中央理事会。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