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邓小平、周建人互致问候。

 
　
　　一九八一年底，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后又指出，党外人士对国家大事要“知情出力”。这一系列的指示，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充分信任和长期合作共事的真诚愿望，而且对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也是巨大的鼓励和推动。几年来，民进各级组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以及民进会章总纲所规定的精神，带领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现代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了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 
 
　　对国家大事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重要渠道。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民主协商会。周建人、叶圣陶等代表民进参加了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统战部门、各级政协多次召开民主协商会，民进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部分会员分别应邀参加，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人事安排、地方施政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并认真推荐政治上有代表性、业务上有专长的会员，参加各级人大和政协。目前，我会会员被选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不少同志还担任了政府部门、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78)第五十五号文件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通知下达后，民进各级组织协助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我会在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右派，错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会员，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迫害的会员的冤假错案，都已得到了改正和平反昭雪。不少人在平反后都已安排了相应的行政职务，有的还得到了重用和提拔。 
 
　　一九八O年十月，民进中央一位常委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审判员，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审。一九八二年四月到八月，民进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积极投入了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性讨论，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其中关于文化教育、精神文明等若干建议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宪法通过后，会中央发动会员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并要求全体会员严格遵守宪法，积极维护宪法。 
 
　　实行民主监督的基本方式是建议和批评。几年来，我会集中就教育改革、文艺、出版、医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除了通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和提案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如民进各级代表大会，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会，会员来信来访等，听取和了解广大会员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向有关方面转达。 
 
　　一九八一年十月，叶圣陶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违反教育规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我呼吁》的文章，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叶圣陶的意见，要求“各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政协民进组也向全国发出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倡议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八三年五月，周建人在报上公开揭露四川省长寿县一起毒打侮辱女教师的严重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的关怀下，事件得以顺利解决，打人凶手已予法办。广大教师纷纷来信，认为民进的这一行动，不仅保障了人民教师的合法权益，而且维护了宪法的尊严，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法制，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自四代大会以来，我会各级组织还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一九八二年四月，会中央向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开展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研究的通知》，并成立了民进中央知识分子工作研究小组。在半年多时间里，会中央曾会同全国政协多次邀集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出版界同志座谈，听取意见；各地方组织向一万多名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会中央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于同年十二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刚结束，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把全会精神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传达，诚恳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之后，在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召开的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民进会员，都以极其认真、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反映意见，提出积极的建议，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　
 
　　我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管理国家的权利，这就大大加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