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霍懋征先生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我调入第二实验小学时。当时，只觉她身材伟岸、谈吐温和、文雅，颇有大家风范、对先生的认识，仅此而已。

　  与同事相处时间长了，陆续听到他们对先生的评论、评价，谈到她曾与苏联专家合作、从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进行教学实验；她曾有过数学考试全班平均分竟是“100”的辉煌；在毕业班全市统考中98.7分的成绩令世人瞩目，因为同事们亲历的可信性，我真感到从未想过的惊奇。

　  十年动乱中，先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非人摧残。被困牛棚期间十三岁幼子在回家途中被歹徒刺死，小女儿被吓惊疯，可她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灾难，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她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总有一天会重返讲台。

　  她的坚毅、她的信念，使她可以在动乱中毁掉自己积累的笔记和材料，却顽固地保存下一颗甘愿为小学教育再度人生之心。拨乱反正后，先生又重操粉笔，登上讲台，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对自己的事业坚定不移。袁微子先生这样评价她：“想不到阔别了横遭浩劫的十年，她竟以如此勇猛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怎样的可贵”。听到先生这些传奇人生的经历，我对先生的认识，有一种需仰视才得以见的崇敬。

　  西城区教委安排我拜师先生门下，在她身边这多年耳闻目睹先生做人：品行高洁、磊落坦荡；先生待人：以心相送，宽厚真诚。

　  先生做人始终求实务本、率真质朴。

　  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重视了语文知识技能教学。这是久违了学科教学得以恢复，但也出现了矫枉难免过正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语文教学特殊性而排斥思想教育的倾向。然而，先生在两次全国性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在当时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先生的观点总有“极左”之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许多人为她捏着汗怕她再度成为被批判对象，但先生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观点是正确的。她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党的方针路线渗透到小学语文教学中，这是必须研究的根本问题。现在教育现状证明了先生的观点深刻的社会性，但在当时，坚持事实求是，去力驳众议，需要怎样坚定的信心，付出怎样的勇气。

　  与先生相处多年，这样执著的事并不少见，她就是这样的人。无论环境顺逆，她坚持求实务本，从不违心地说话、做事。

　  在全国23省市中学语文研讨会上，大会提请霍老师做一次示范课，听课者在感受教学艺术的同时，对先生提出的观点也给予充分肯定。但对于用别人班级做观摩课的形式，一时间也评说各异。有人称“艺高人胆大”，更有人直言反对，但先生认为，在百废待兴的时期，只要对教学改革有益的事，我都要尽力去做，绝不含糊！先生就是这样只要认准的事，对别人有益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在荒芜了十几年的教学田地，大家急待找到方法的困惑年代，霍老奔波在全国各地、影响着数万名教师的发展。

　  先生在原则上求真，在小事上也不失本色。

　  一次，听霍老课，下课铃响还有一小段没处理，她对学生说：“这一段留给你们回去自学”，课后总结时，先生特别提出让我谈谈对这份作业的意见，我认为这是课上教给学习方法，留下一小段给学生复习巩固的机会。可先生却神秘地对我说：“其实是我没讲完。”先生的率真诚实使她竟不能保住这么一点点秘密，先生的质朴使她全不在意“大师”的形象在我心中的影响。

　  先生做人就是这样求实率真，表现出这样磊落坦荡。

　  先生对待别人则处处为别人着想，问他人疾苦，行他人方便。

　  1980年春节期间，重庆市教育局刘西林局长邀请先生讲学。恰在这时，飞机因故停飞，这可急坏了组织者。四川与其它城市不同，边远山区的教师要走几天路程才能到重庆，有的已经启程在路上了，刘局长年三十都在办公室不知如何是好。一封来自民进中央的电报“霍懋征、赵树楷初一早晨乘火车离京赴渝”，如释重负的刘局长激动的当即挥笔写下了“大家要向霍懋征学习”几个大字。经过52个小时的长途列车，先生赶到了会场，开始了三天的紧张工作：

　  上午：听了三位（节）老师语文课；

　  下午：向全体教师做了讲评；

　  第二天上午：为大家做示范课；

　  下午：与听课老师座谈；

　  第三天上午：做报告直到12点半；

　  下午：与部分教师座谈。

　  晚八点起程深夜一点到京，次日上午她便出现在实验二小校长办公室。

　  这样的日程表，毫不夸张地展示着她近三十年的生活频率。她就是这样不辞辛苦劳累的人。有人说她为名，其实五十年代就已闻名全国的首批特级教师，还在意这一次讲学，而舍弃传统的全家团聚节日吗？（很多人不了解先生家的情况，老师父亲在世时，提出儿女一定要认真工作，规定每周只给一天回家时间。）有人说她为钱，其实先生讲学，从不收取分文报酬。至于到底为什么，霍老回答是：哪有这么复杂，我只是想为教育多做点事，只想尽力帮别人解决些困难。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先生。她的与众不同就是她的高尚就这么朴素。

　  先生就是这样行踪匆匆，赶赴各省市，将先进的教学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大爱无疆的高尚师德，影响着数以万计的教师们。事实上，先生早已超越一个学校的范围，她是共和国的骄傲。

　  先生待人以心相送，从不求回报，身负多项社会工作，还承担着校内政党教学班的工作，其忙碌可想而知。但先生仍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久病卧床的教师，孤寡少助的长者，一时困境中的人。以乐观豁达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积极对待生活的同时，还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先生对这些人的惦念和慷慨，让人感到她乐于雪中送炭，不喜锦上添花的美德和爱心，但先生自己也曾重病在身，仍怀超然之态，学校工作，讲学指导，社会活动，一如既往，其无畏生死，笑对人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培养年轻人，视为她事业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先生常说：我们老了，教育事业要发展，寄希望于你们，你们要勇敢把担子挑起来。先生对年轻人培养不仅是严格要求，耐心教诲，更是尽力为我们架设舞台，无论多少来访者，无论怎样重要的任务，都敢把我们推向一线，创造条件，千锤百炼。听到人们对我们教学给予肯定时，先生喜悦溢于言表，并如数家珍般向人们夸奖我们，其真诚，其爱惜之心会令在场人羡慕不已。

　  早在八五年，先生就将我推荐给北师大林崇德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组。当时我只知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却不知自己涉入多深的学海。随着几个五年规划在林教授身边的学习、锻炼，承担起课题组小语组组长的我，面对年轻人讲课时，奔波在全国各地指导工作时，总有先生的形象做楷模的鞭策。当我指导年轻人教学获国家大奖时，当农村的孩子围在我身边诉说各自进步时，我想恐怕正是先生的初衷吧！先生对我这份沉甸甸的爱，我能感受先生待人的真诚，感受到先生对事业的爱寄予对年轻人的期待中。

　  校园内都知道霍老爱徒如子，作为徒弟的我更觉先生爱徒是因为爱事业。

　  一次外出回来，向先生汇报时说：“讲课前，在前台听布置会场人说起录音师很不好说话，向他借了几个麦克，今天都跟到会场来了，可那天我偏偏把麦克掉在了地下。那位录音师急匆匆赶到台上说：“我听课入了神，忘了照顾您，对不起，请继续上课吧！”先生听到这，忙问：“讲到哪部分？怎么讲的？”先生关心的还是课！先生把事业视为生命、把培养徒弟视为事业的发展，视为生命的延续。

　  先生不仅对徒弟关心，对校内每个年轻人先生从不问师从何人，从不分学科和年级，都给予过满腔热忱的指导，帮助：

　  只要先生在学校的日子，午饭时间她的办公室肯定最热闹。年轻人都愿聚在她身边，或求师讨教，或咨询信息，或排忧解难。大家尽情搜刮她的茶叶、小食品，边吃边听她讲国内外教育动态，讲“两会”精神、讲许多新鲜事。年轻人多总会有不断的插话，先生总是有问必答，有些问题不太靠谱，先生也会因势利导，引入主题。这个时候，是我们全身心放松和一位学者，一位长者交流。这段日子，我们真快乐啊！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悄悄发生变化。先生就是在这不经意中转变我们，提高着我们。

　  先生对年轻人的呵护，绝不是刻意去做，而是源自本能，细节中也屡屡得见：

　  十年动乱后，学校图书馆已名存实亡，先生手中仅存的图书就成了珍品，甚至绝版了。这自然成了众人目光的集中点，于是你借，我也借，不多日便不知向谁讨要了。我给先生建了一个“登记本”结果也给摸走了，我替师傅惋惜这些书不知去向，但先生说：“凡借书的都是求上进的，书发挥作用了，很好啊！”我知道了，先生爱书，更希望年轻人发展。

　  我的师傅霍懋征先生逝世了。

　  与先生相处二十年中的一幕幕更清晰起来：

　  我记得在那自简朴小院，葡萄藤下，师徒间推心置腹的谈话；

　  我记得课堂里听先生讲课时那种忘情的享受；

　  我记得夜幕中，办公室一个小台灯伴着先生给我备课的情景。

　  无序拉杂这许多，却不及先生品格之万一，只想借此告慰先生，她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先生故去了，天堂多了一位美丽的女神。

（责任编辑：温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