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邀请，与全球网友对话。这是温总理继2009年之后，在“两会”召开之前的第二次“网聊”。

　　调整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由于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是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温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运用了内涵丰富的比喻。他说，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温总理在全国“两会”前夕的此次与网民对话，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提法新颖而切中时弊，必将成为即将开幕的“两会”的热点话题。本期“宏观今日谈”，《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了两位代表、委员就如何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展开讨论。

　　用“良知”表决心

　　NBD：贺老师，您一直在关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在与网友交流中，温家宝总理用“良知”这样的字眼表态，说明了什么？

　　贺铿：温总理的用“良知”表态，很暖人心，也能看出政府要调整分配体系的决心，预计今年“两会”上，有关这方面的提案和议案将成热点。

　　蔡继明：“两会”以前，温总理与网友对话，比记者招待会更实在。在对话中，每个现实问题总理都没回避，都很坦诚地分析回答。

　　温总理提出“把社会财富‘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这句话蕴含着很多深层次内容。现在人们普遍关注财富分配与收入多少问题，如何理性地看待财富的不均衡？关键是在财富分配和收入差距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公平”与“平等”是两个不同概念，考量是否公平，标准是贡献。贡献大收入多，贡献小收入少，不做贡献不拿钱，这种理念人们是不会有意见的。1988年我与我的导师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按照贡献参与分配，这种贡献不仅仅是按劳分配，还包括资本、土地、技术与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这个提议已经被写进“十六大报告”里。

　　NBD：以投资促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对财富分配产生了多大影响？

　　贺铿：初次分配造成很大差距，原因是实施了过分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迫使各地方政府注重GDP的快速增长，要想高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投资。结果，现在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造成对劳动者的报酬占比越来越小，收入分配就越来越不合理。

　　蔡继明：这些年的经济增速很快，很大程度是依靠投资，投资贡献率高达80%左右，相反，消费贡献率很小。并且大量的投资都属于“铁公基”型，对老百姓带来的短期直接利益是有限的。特别是就业，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带动就业。另一方面，大量的投资也滋生了很多腐败，有相当的资金没有用在工程上，而是做了交易成本，被寻租人拿走了。现在最令老百姓不满意的是社会保障，政府的财富“蛋糕”并没有让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起来，所以老百姓有钱就不敢乱花，这样就导致消费需求上不去。

　　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国富民穷”。实际上，应该先让老百姓富起来，“民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有。所以，温总理提出用“良知”分蛋糕，核心就是应该缩小政府支出，扩大居民“财富蛋糕”的占比。

　　政府“拿”走太多

　　NBD：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财富分配为什么越来越不均衡？收入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

　　贺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由过去的政策指导思想酿成的。以往，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当初提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赞成。效率当然需要，但作为一项分配制度就显得不科学了，所以也导致了现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这种方向性的指导思想，核心就是对企业高管的刺激性政策，加之控制不当，致使高管收入太离谱，典型的是国有垄断企业高管高薪，有的与普通员工差距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小平同志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我们实行了；但是小平同志还说的“富起来以后要多交一点税”，这句话却没有很好地实施。

　　蔡继明：在初次分配中，如果收入过多地超越了贡献，或者是贡献与收入严重脱节，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不合理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财富“蛋糕”很大一部分被政府切走了，体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过大。财富“蛋糕”就是GDP，每年平均增速是9%左右，而财政收入增速每年是20%多，有些年份达到30%。所以，政府切走的”蛋糕“越来越大，留给居民可支配的“蛋糕”在减少。政府拿走的多，一方面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体现出“公平缺失”。典型的是政府花的钱并不是用在了该花的地方，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是衣食住行，政府在民生方面的“蛋糕”占比不高，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政府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NBD：新一轮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应先把“蛋糕”切给民众？

　　贺铿：现在不仅是各地方政府部门的收入差距很大，就连中央各部委之间的收入也拉开了档次，同样是公务员，凭什么收入差距那么大？同样是中学老师，北京、上海的待遇就要比其他省市区高出很多，偏远地区的更没法比。好在国家已经在近期开始规范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教师也在实行绩效工资。

　　蔡继明：现实中，政府的办公场所越来越豪华，办公机构越来越庞大，公务员的工资不断地提高，政府自身的行政开支就越来越大，占到几年前统计的20%左右，现在的数字估计更高，比美国的10%高出两倍，比日本的2%高出10倍还多。除此，老百姓不满意的还有“三公”消费，温总理已经向网友表态下决心要改。西方发达国家能做到，我们也应该能做到，关键是能不能下决心去做。

　　通过税收调节

　　NBD：如何破除垄断企业高管高薪？

　　贺铿：对于国有垄断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国家还应该出台规范管理制度。电力、电信、石油、银行、保险等央企的高管薪金不能自己说了算，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授权国家部委制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从大量的事实说明，央企、垄断型企业和大型国企的业绩，与高管的能力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应该向高收入者征收一种税种，可以叫“高管收入制度缺失补偿税”。

　　蔡继明：政府应该把赚钱的行业交给民间，政府只管收税，而不应该亲自做去“蛋糕”。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央企也不应该与民争利，所以，行政垄断应该打破。

　　NBD：温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指出，要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使二次分配更加公平，这些政策应该包括那些具体的内容？

　　贺铿：政府提出用财政税收的办法均衡二次分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但我认为主要的是应该尽快出台财产税、遗产税和物业税。个人拥有了一定的财产就应该向国家交付一定比例的税赋，否则，财产空置就会翻倍增长，楼房闲置就是浪费资源，但估计物业税今年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蔡继明：二次分配就是要通过财政税收的办法，但是涉及民主决策的问题：一是税制改革老百姓还没有参与决策，这是一大缺陷；二是钱花到哪儿去了？透明度不够，老百姓不知道。温总理说了，财政支出的去向要增加透明度。现在，越是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反而比较重，而累进所得税在富人群体里，到40%以上税就收不动了。

　　我国的富豪增长速度全世界排前几位。所以，税制应该本着富人多纳税，一般工薪阶层少纳税，穷人不纳税的原则。但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状态，相反，富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税赋交纳额度偏低。所以，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让一般低收入者少缴税或是不交税，把税收集中到中高收入阶层。

　　蔡继明：现行的二次分配并没有使公平程度上升。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能享受到医疗待遇的是高薪阶层和政府官员，农村新医疗保障制度才刚刚开始实行，城市居民看病大部分都要自己拿钱，而国家公务员和政府的党政机关干部都是公费医疗，级别越高优越性越高。再比如住房，所谓保障性住房大部分先保障了官员们的住房，现在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为公务员建房，用的是廉价国有土地，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划拨土地。

　　工资低招工难

　　NBD：劳动者收入与资本分配比例现在差距有多大？

　　蔡继明：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偏低。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资本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到达60%，而劳动者占比降到30%~40%，这种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劳动者收入体系中，最应该关心的是低劳动收入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罗尔斯说，看一个社会公平与否，就看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是不是得到改善，如果改善得好，就是公平。

　　贺铿：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很严重，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有的人每月就领取几百块钱，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这表明政府的监管不到位。今年春节后为什么出现农民工招工难的问题？我看工资过低是一个原因，钱太少，农民工凭什么要给你干活？

　　地区差距导致财富转移情况现在也很严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并不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比例过大，也就是财政部、发改委等各个部委管的项目过多，预示着国家投资幅度过大，财富过多地被政府集中。今后应研究看是否使用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更合理？

　　NBD：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来缩小城乡差距呢？

　　蔡继明：农民工的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表明城市化程度还很低，目前是46%。所以，开放户籍管制、完善社保与养老金制度改革等，都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财富积累的直接途径。现在每年涌进城市的农民工有1000万，农村的人口减少说明每人的土地实际耕种增多，也意味着人均的收入可以提高；外加国家对农民粮食补贴，收入就会增加。

　　但是，对农产品(15.12,-1.07,-6.61%)的价格还有很大的限制。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出台了一个保护农产品价格文件，其中，大米的价格提高了0.03%，折合每斤提高了几分钱。提高几分钱的粮价，对农民究竟有什么意思？2009年11月份，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率达到17%，今年国际大米价格可能提高63%，美国2009年的猪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