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代表、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夏津县政协副主席袁敬华

各位领导、同志们：

　　作为一名来自最基层的民进会员，有幸在这里向各位领导、同志们学习、交流，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中国民主促进会自诞生起， 65年来，民进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共同奋斗，谱写了近现代史上生动而辉煌的篇章。风风雨雨的革命历程，民进老一辈领导人留下了宝贵的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进入新时期，民进作为二十一世纪高素质的参政党，必须树立和践行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高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爱无语献爱心

　　我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世，总要受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它就好比是人生的指南针，不可或缺。我来自鲁西北的一个贫困县，1992年高考落榜后，恰好县民政局要在乡里成立一所聋哑儿语训学校，但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我却答应了。等回家与父母一商量，父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干，说那是打“哑巴缠”的活，不缺吃不缺穿的，干啥不行？然而，亲人们哪里知道我的心，哪里知道有一件事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

　　因为有一次路过学校，我看到本村的聋哑姐妹——陈海霞、陈海彬却背着书包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姐妹俩那种对知识的渴望让我感动了。通过我的坚持，总算在父母亲的默认中答应了我办学的事。我所面临的教学岗位不像一般的学校，教室在哪里？教学设施在哪里？这一切都要自己去努力。在没有校舍的情况下，我在自己家中腾出一间不足12平方的平房当作教室。教室虽然有了，但学生还要自己去争取。我跑遍本村及邻近村子里所有聋哑儿的家庭，动员孩子的父母，让这些残疾孩子读书

　　当时，孩子的父母不相信我这个年轻的姑娘，我一次又一次的去争取去动员，去做工作，最后终于感动了孩子的父母。这样，共召集了7名聋哑孩子组成了一个教学班，开始了我的特殊教育事业。

　　有了教室，还没有教具。聋哑孩子的教育是特殊教育，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怎么行？孩子们学发音，需要看口形，当时我就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几面小镜子，但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口型又看不到我的口型，根本没法和我对口型。没有资金怎么办？细心地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明情况后，父亲说：“刚卖了350块钱的粮食，拿去吧，买个大镜子”我不敢接这钱，因为它是父亲康复的保证，可是为了这些孩子，我还是含着泪水接过这沉甸甸的350元钱，到县城买了块大镜子。

　　回来的路上，我坐在三轮车上，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我用双手和腿保护着这来之不易的镜子。回到家，我的双手和腿都磨出了鲜血，当孩子们看到这些鲜血的时候，都哭着呀呀成一片，我知道这不成句的话是孩子们在问：疼吗？老师，疼吗？老师。

　　没有桌椅，我便在家里搜集了几把；没有黑板，自己用木板钉好以后刷上油墨；没有教材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作业本上……就这样，我的聋哑儿语训学校诞生了。

　　没有鞭炮，没有开学典礼，因为这个学校没有级别，没有编制。没有亲朋好友为我祝贺，因为我是编外的农民教师，因为亲戚们都反对我教哑巴这个事。然而就这样我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一干就是7年。

　　在常人眼里，特别是在农村，这些聋哑孩子简直就是无法挽救的没有出息的孩子，不会有人正眼看待这些孩子，可以想象，教她们的老师也不会是一位好老师。每当我领着孩子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后面总是有一些人指手划脚，有的喊：“小哑巴、哑巴老师……”，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真的不是正常人了。

　　命运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我们可以力争改变它。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为了这些不幸的聋哑儿尽快摆脱痛苦，不再受歧视，性格倔强的我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孩子的命运联在一起，甘愿承受一切。

　　搞特教，除了具备耐心细致的素质外，还必须有坚强的毅力，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教聋哑孩子与普通儿童不一样，必须一对一地教。孩子学会发声的每一个音节，每个单词，都倾注了我的汗水和泪水。有的孩子已经过了最佳语训期，有时为了教会一个发音，尽管一个单词教了几十遍、上百遍，但孩子仍是没有学会，不但孩子学得失去信心，连我自己都想打退堂鼓。多少次，我曾独自跑到村外的土坡上哭，恨自已没有能力教会他们。

　　然而，哭过之后，我又来到他们中间，继续反复地教，我知道教会孩子发一个音，也许就能为他们争取一点进入主流社会的希望。因此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我没有灰心气馁。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聋哑儿教育，我更加鼓足勇气，坚定了信心，以更大的努力，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尝试着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孩子的学习。

　　为了教会他们，我还发现：有的音往外呼气，就让学生拿着纸条放在嘴边，模仿我的口形、舌位以及纸条的倾斜程度学，有的发音部位能摸到，我就让学生摸着我的发音部位学，孩子们每学会一个音，我的脖子都被捏红一片。润喉片、消炎药总是形影不离。

　　办学不易，办残疾人学校更难，育人不易，教育残疾人更是难上加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聋哑孩子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说话的权力，还有被爱的权力。那些来自社会、家庭的种种歧视，再加上无法与正常人沟通的苦闷，长期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孤独，这些对聋哑孩子的心灵造成了重大伤害和深刻的影响。

　　在我的班里，有两兄弟，一个叫小国，一个小远。当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就处在了无声的世界之中。为了使他们能说话，他们的父母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当他们第一次走进教室，面对着我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师，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上课不愿意来。这时，我就用手语和他们亲切地“交谈”，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学、读书，你们的父母会高兴的，人们也会理解你的。

　　一番番无言的交谈，兄弟俩明白了，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了下来，他们终于鼓足了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发出了第一声。直直地冲着我喊“妈妈，妈妈”

　　望着眼前第一批7名聋哑儿童发出正常人的声音，我哭了，我和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家长抱成一团，哭了。那是幸福的泪水，那是期盼的泪水。

　　也许一般人能想象出婴儿喊出第一声妈妈的幸福，做妈妈的那种喜悦是每个做过妈妈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但聋哑儿喊出第一声妈妈的喜悦只有我能体会到.我们班叫张新福的学生就是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个。他是家里唯一的宝贝儿子，仅仅是因为不会说话，便给这个本来幸福的家庭笼罩了一层阴影。为了他，一家人跑断了腿，花了不少钱但仍未有任何起色。当他在聋儿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能喊出亲人的称呼时，他高兴地一遍一遍地喊个不停。

　　我记得那一天，天下着大雨，我送他回家 ，到了门口小新福敲了几下门，喊妈妈、妈妈开门。这时门开了，新福的妈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激动地对孩子说：“孩子你说什么，你会说话了，你再喊一声”。小新福又喊了一声，这时新福的妈妈一把搂过孩子，跪在了我的面前，泪水雨水连成一片，大声哭着说：“我昐了十四年啦，终于盼来了一声妈妈，谢谢你袁老师。”

　　看到这幕情景，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体会到了特教工作的社会价值，体会到了我的付出竟然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如此的幸福与和谐；看到这情景，一切的劳累、辛酸，顿时化为乌有。原来，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美好。

　　在办学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办学之初，我的办学经费仅是每个学生每年60元的学费和每月20斤粮食。经费不够，我就自己养了两头猪。养成之后卖掉，缓解一下经费压力。

　　一次，我去给猪喂食，一脚踩空，掉在了猪圈坑里，当孩子们把我捞上来时，看到满身的污物，我委屈地哭了起来，毕竟对当时只有18岁的我已经付出的太多了。此时，我想到了放弃，想到逃避。然而，这时，孩子们围了上来，他们用还不利落的话指着自己说：“老师，是我们不好，不好，不好”。看到这些我泪如雨下，对孩子们说：“不，不是你们不好，是老师不好”。

　　从孩子们那祈盼的眼神里，我便坚定了干下去的信心。为了孩子们，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再多的苦，我也愿意吃。

　　从办学开始的那几年，我从来没买过新衣服，我都是穿亲戚朋友送的衣服。

　　1996年我要去省里参加青年志愿者报告团，当时家长知道我要出去开会。你十元，他八元的给我凑了一百多元钱买了套裙子。我在省里巡回报告做了24场，都穿的这套衣服，有一次晚上住在青岛，我把衣服洗了，因为不知道青岛的天气很潮，第二天早晨我穿着湿衣服做了一上午报告。开完会有位领导问我：“小袁，你觉得你这衣服很好吗？你一直穿着。”我说只有这一件衣服。

　　1997年是我最难的一年，当时学生已达到45名。我们家的房子全都用上了，父母的炕上，教室的桌子上，都住上了孩子，房子还是不够，我又搭了一件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

　　在生活上，我们是每天两顿咸菜，中午喝面糊汤。夏天睡帐篷还好点，到了冬天，孩子们冻得直哭。那哭声象穿我的心，可是我没钱买棉被怎么给孩子们温暖，我父亲的病还在一天天加重。我想来想去，想起了我家的大麦秸垛。于是，我发动学生拿着自已的褥单，我拿着幄单带着头直奔麦秸垛，等我们拽回麦秸铺在褥下的时候，孩子们冻得还是哆嗦。面对着眼前的困难，我陷入了困境。父母再次劝我放弃，可我怎能忍心放弃呢？可不放弃，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聋哑孩子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那天晚上，我就写了几张征婚启示。这是我一生刻骨铬心的事。

　　上面写到：无论你年龄多大，长相如何，只要能给我和这些孩子们盖一所学校，能给孩子温暖，我就嫁给你。

　　然后，我就贴到了大街上。刚贴出去，就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怒不可遏地走到我面前，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打的我的鼻子、嘴鲜血直流，这是我记事起第一次挨父亲的打。而后父亲又跑到宿舍里把孩子们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来，要把这些孩子都撵走。孩子们哑哑成一片，拽着我就是不走。

　　就在我感到失望、无助的时候，党和政府向我伸出了温暖之手。乡里的领导来了，县里的领导来了，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县委、县府及社会各界拨款捐资给我们筹建了一座校园。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教具等，学生很快增至近百名，师资队伍也在不断增强，招聘了10名教师，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法等课程。

　　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给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我办学的信念和决心。经过艰苦的拼搏，我的学生不但学会了喊爸爸、妈妈和一些简单的对话，而且还学会了拼音，学会了查字典拼读生字、生词，自学的能力大大提高，有的孩子认识两千多字，能朗读课文，熟练地掌握了微机操作。中央电视台、香港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我办学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并吸引了来自香港、广东、深圳、新疆、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市的学生前来就读。

　　2001年2月我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予“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当拿到奖金时，我深知是党的关怀、支持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要回报社会，回报党恩。我把奖金给老师们买了电脑，让互联网开阔他们的视野，把余下的钱奖励给品学兼优、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我还救助了县一中的10名学生，当把救助金递到每一位学生的手中时，我想到的是责任。其中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来信说：“袁老师，我上大学了，替您圆了大学梦，而且选择的是教育专业，我要象您一样，把青春奉献给教育事业。

　　我曾收到一封来自河北农村一位70多岁老人的求救信。原来，老人有一孙女，是聋哑人，孩子的父母早亡，祖孙相依为命，他从电视上看到我的办学事迹后，认为可以把孩子将来生存自立的希望寄托给我。收到信后，我立即乘公共汽车到河北把孩子接到学校，并免除了她的全部费用，像这种情况我们学校有二十多个。

　　2002年，在校学生已超过90名，教室、宿舍又变得拥挤起来，一种新的使命感在我心中萌生，为给更多的残疾孩子提供上学机会，我决定到县城开发区建设新学校。我鼓起勇气，向上级领导提出了申请。县委、县政府很快批准，城建、城管等许多部门特事特办，一路绿灯。历经10个月，一所可同时容纳200名残疾孩子全托上学的新学校建成了。

　　办学十几年来，我已使580多名聋哑孩子张口说话，380人走进了正常孩子的学校读书，200多名孩子现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自食其力了。

　　二、尽心尽职献良言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民进会员，许多人认为是一种荣誉，而我却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在我的心里，不仅要为人民群众积极建言，解决他们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聋哑儿童，这是我心头放不下的一块大石。为了能在大会上提出高质量的建议，真正把广大聋哑儿童及其家长的心声带到大会上，我意识到，光靠美好的愿望和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为此，我平时特别注意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会前深入群众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深入思考，认真整理撰写议案。由于我提出的提案、建议贴近百姓生活，符合实际、质量较高，大都得到了圆满的答复，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呼吁社会尊重残疾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也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一些贫困地区的聋哑儿童因此得到了社会捐助的助听设备。然而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我并不满意，因为当前有关残疾教育的政策规定都是附加性的，特教老师的工资要参照普通教师的工资标准执行，连教师的配备标准也是参照正常学生的教师标准执行。“特殊孩子和正常孩子本来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按1：14的师生比例，对那些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弱智孩子，1个老师能管得过来吗？然而有些地方就是拿着政策文件裁员特教老师。”我深知，要从根本上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依靠法律保障。

　　在残疾人保障法中，我找到的了有关对录用一定比例残疾人的企业国家实行免税的政策，但是条文中并没有明确录用什么样的残疾人，这导致一些企业自行划限，只收聋哑和肢残者，使得智障者根本没有就业机会。还有些政府部门，抓住建特殊学校就可以不用实现“普九”的机会，只在当地设立聋哑学校，而弱智孩子却无从就学。“残疾人本来就不受重视，法律再不细化就更没人管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将有关残疾人教育和保障的规定单独列出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我做了更多的工作。我不仅在平时的工作中时时留心聋哑儿童需要政府做什么，还一有空就往农村跑，跟农民拉家常，了解农村聋哑儿童情况。今年年初，当我听到许多家长反映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一些残疾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不是滋味。我想，如果长期以往，再不给这些孩子创造条件让其接受教育，那么将来势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包袱。为此，我牺牲了无数的双休日深入全县和邻县的二百多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有一次，在搞调查的时候正赶上下雨，我就冒雨徒步走访了几个村子，在充分考察、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我积极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全县残疾孩子的入学情况以及未入学的原因，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我又了解到，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我自费走访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40多所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学校发展存在的困难及特教工作者的待遇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整理了《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修改残疾人保障法》、《关于盲人就业问题的建议》、《关于加快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关于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待遇问题的建议》的议案和建议，向全国人代会上作了提交。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2003年当选为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共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116件，建议158条，连续三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其中我提出的关于听证法中所提出的《停止春运火车票涨价的建议》，被国家铁道部采纳后，得以执行，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我自己也先后被授予“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助残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2009年全国人大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的讨论。期间，我受到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得知我的情况后，总书记紧紧握着我的手，并鼓励说：“你从事的工作很光荣、很辛苦……”。总书记语重心肠的话语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常想，“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有所追求”，“工作着是美丽的”，正是这种敬业奉献、顽强拼搏、为民建言的精神和打造“一流特教”的梦想，促使我在事业和人生征途中继续扬帆前进，才能不断谱写新的发展篇章。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