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GDP数据偏差人为因素较小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中国经济网与和讯网联合访谈时指出,造成媒体报道的各省GDP相加大于全国GDP情况有核算方法的原因,也有存在重复统计的可能性,但不存在人为因素。

　　叶青指出,全国GDP核算并不是各省数据的相加。全国GDP的核算和各个省的GDP的核算可以说是相互独立的。很简单地把全国的GDP放在那里等,等31个省市区,再加上新疆兵团的GDP算出来我们简单一加,那我们的工作就非常容易,十分钟就把它加出来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各级的GDP核算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没有一个累加的东西。而且核算的方法,按照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区别,全国的GDP有规定用哪些数字,地方的GDP用哪些数字都有明确的规定。总的来说我们建议GDP核算方法不断地完善。既然不是同时,可能比较高或者比较低,目前由于地方发展GDP的积极性都很高,GDP核算结果可能会大一些。
第二,重复统计。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有的分公司把数字报给总公司了,地方又要了,这个企业在我们本地,说不定把它加到本地去了,这样分公司的数据就算了两次。这个可能性也是有,这是实际造成的。最后还有点人为的因素,这也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地区现在都不再人为的加数字,现在已经很难,因为GDP核算不是本级核算,而要加算一级。加算一级是上一级给你算的,不存在人为的因素。

　　主持人:叶局长中午好,我们大家都很关注您今年两会的议案是什么内容？

　　叶青:今年有不少内容,在报告里面谈到了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比较具体地提了几个建议,探讨“怎么改”。另外,关于中部发展,建议在中部多建一些产业转移示范区,在土地指标上进行更多地倾斜。

　　除此之外,湖北的鄂西旅游圈能不能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有武汉首义辛亥革命遗址,能不能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呼吁车改已经15年了,作为人大代表把这项议案也已经持续长达八年了,您自己也在身体力行践行“叶氏车改”,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考虑的？

　　叶青:我原来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老师,专门研究财政的,研究公司改革。从十五年前开始,中国改革呼吁车改,进行车改的试点我就很关注,而且也提了一些观点。认为应当加快车改,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践行。03年5月20日,我从一个大学老师变成了一个土地局的副局长,就有了这个机会。我到土地局上班的第一天,司机就到我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是负责给我开车的,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怎么还有专车,我就给我们局长提出来我会开车,我们可以找一个方案帮助降低成本。

　　那个事情不能一刀切,特别是公车改革,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意见,所以往往越是搞一刀切,改革越容易倒退回来。我这个方案主要是针对我个人,我个人会开车,买车也不是很难的事,我这样做不一定能够完全推广,但是他的精神是可以的。这个方案提出来一天之后,我们局长做出批示。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车。

　　三年之后,油价上涨比较厉害,就从五百块一个月提高为一千块钱,目前还是一千块,现在有八年时间了,我觉得能够为国家节约一点钱这是很重要的。尽量我自己开车出入,我出差要坐飞机,我可能会把车开到机场停一个晚上45块钱,半天25块钱,下飞机又可以把车开走,当然比司机接送跑四趟,两个来回应该节约一点,一年大概可以节约七到八万块钱。第一是购车的钱,第二个司机的钱,第三个养车的钱,固定每年都会修。

　　我自己有这么做,有我自己的特殊性,一我会开车,我一直研究这个,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实验,自己是一个实验品,经过八年的努力和个人的感受,我自己定一个名字叫“叶氏车改”。当我看到温总理报告里面说,要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我也非常地高兴。

　　主持人:在您心目中认为最优的车改方案是什么样的？它是有普适性的方案存在,还是需要因地制宜？

　　叶青:应该存在基本的构架,全国应该统一的。金额上可以,因为价格有所区别,我觉得整个中国公车制度有这样一个构架,首先是把指标定好,什么样的单位它的车应该是多少？所以今年公车改革之后,一般来说一个单位保留三部公车,可能一把手要用一部车,另外两部车用于接待,即使其他的人要用这两部车也是要缴费的。其实我们每个单位的车不是单位自己的,是属于整个省政府或者市政府。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大量减少公车。现在的车每个单位扣掉三五部之后还剩下很大的一块,现在把它集中到公车服务中心。省政府或者市政府都有这么一个公车服务中心,要用车可以电话预定,你用一个小时扣一个小时。我觉得以后的框架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怎么补,我建议我们还是按照干部的级别进行交通补助,也不需要车接,公务员来说应该包含交通费,就像我们有手机费,住房补助一样的,也应该有交通补助,这在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工资里面自然就包括进去。

　　30年前走路上班,骑自行车上班,现在距离远了可能还要有补助,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补多补少,多了以后老百姓有意见,少了以后公务员有意见,要有一个适当的数量。我的建议按照最简单的办法跟工资挂钩,工资有类别,工资类别本身就考虑到生活的成本,区域性的经济因素,我觉得它既然属于哪一类的工资标准,那么我的车补、交通补助也就发展到那一类,这就很简单,处级干部补多少,副处级补多少？科级多少？副科级多少？首先一下子就可以算到工资里去,我觉得没必要刷卡什么,这样就可以淡化车的问题。既然你拿了交通补助你就不可能再要车了,那你要车就要交费。这种方式可以起到节约的作用。

　　叶青:跟工资挂钩,我指的只是按照用工资的类别。这是属于第几类地区,在这一类地区工作的处级干部,车贴应该是多少？一千到一千六之间,我觉得还有一个幅度,当地政府能够确定一下。我们财政比较困难,处级干部定一千,像上海可以定到两千,这样大家也可以接受。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已经连续八年把这个作为议案了,请问各部委对此的回应是怎样的？

　　叶青:这个问题也算一个老生常谈,每年都谈,所以部门回复的时候也比较熟练了,肯定提的议案是很重要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很难做到,正在研究推动这个工作,正在制定一些文件,基本上每年答复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失望。

　　主持人:这几年下来它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还面临一些问题？

　　叶青:我们中部崛起06年提出来的,武汉城市圈07年12月提出来的,那么07年到现在,城区的建设也取得积极的成果。这种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打破这种行政的分割,使它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经济圈,从现在来看武汉中心圈叫1+8,有三个观察员,就是三个县,属于另外一个地级市,它紧挨着,与武汉城市圈有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那么从这几年来看,我们主要做了这样一个事情,环境的治理,把城市圈内一些污染的企业该关闭的关闭,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做。关闭之后我们多出的土地得到更好地招商引资,按照两型社会的要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从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第二,我们的交通、电信一体化,首先是城际铁路,现在已经获得批准,四个城市先进行区号地统一,统一区号,目前还有一定的困难,毕竟是三千万人,目前来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还有一些实验的工作。低碳经济适用区,新农村适用区,这些对社会建设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城市圈的发展应该说一年比一年好。

　　主持人:您本身是做统计工作的,应该对数字特别敏感,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是说31省市区10年实现的GDP总和加起来是43.2738万亿元,它是超出了全国公布的全国总量将近3.5万亿元,这个数字是怎么造成的？

　　叶青:这个数字现在说差距一年比一年大,这个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经济总量大,我记得前几年有人说2.5个亿,现在为什么3.5个亿,经济总量大了。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全国GDP的核算和各个省的GDP的核算可以说是相互独立的。很简单地把全国的GDP放在那里等,等31个省市区,再加上新疆兵团的GDP算出来我们简单一加,那我们的工作就非常容易,十分钟就把它加出来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各级的GDP核算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没有一个累加的东西。而且核算的方法,按照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区别,全国的GDP有规定用哪些数字,地方的GDP用哪些数字都有明确的规定。总的来说我们建议GDP核算方法不断地完善。既然不是同时,可能比较高或者比较低,目前由于地方发展GDP的积极性都很高,GDP核算结果可能会大一些。

　　二,重复统计。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有的分公司把数字报给总公司了,地方又要了,这个企业在我们本地,说不定把它加到本地去了,这样分公司的数据就算了两次。这个可能性也是有,这是实际造成的。最后还有点人为的因素,这也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地区现在都不再人为的加数字,现在已经很难,因为GDP核算不是本级核算,而要加算一级。加算一级是上一级给你算的,不存在人为的因素。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数字主要造成的原因是这两个方面是吧？

　　主持人:前一阵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大家普遍地开始热议,您认为它距离真实的确立还有多远？

　　叶青: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类似于车改。如果财产完完全全公布难度也很大,大部分报假的财产,他只报财产的10%或者20%这个可能有的,将来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那么出现常态分布一样,最中间的可能还是最多的,多报和少报的还是有的,这个制度迟早应该把它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提出来了,在一个省或者一个市的范围内来公布财产。应该是利大于弊,像我们都知道普京的财产是多少？三个农场,每个农场有一部越野车,他的住宅有多少套,现在住多大的面积,对全国公布其财产。那么我们现在还比较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了,尽可能详细地登记,登记之后能不能公布,怎么公布那是下一步的事,我想十二五能不能用五年的时间把这个事情做出大部分的工作？

　　主持人:我们国家加大了保障房的建设力度,我们知道各省市基本上跟国务院签署了类似于军令状的东西,但是那么大的资金从哪里来？

　　叶青:资金,中央出一部分地方出一部分,总理在报告里面说了,今年的保障房包括农村的危房加起来超过一万亿,一千万套的保障房,农村的危房一百五十万套,我觉得住房是政府确实要关注的,我们过去可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出现偏差,房子就应该是他们每个人个人自己的事情,现在看来可能不是这样,我个人觉得中国可能要对计划经济的一些东西要把它拿回来,要进行理性的回归。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也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住房不要钱,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不是说只有我们社会主义来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做到,而且一直在这么做。

　　我们可能在某个阶段认识上出问题,所以把教育、医疗、住房全部丢给社会,所以造成一些低收入者他很难承受。他的基本的需求都难以保障,回归社会主义这四个字的本质,我觉得中国政府的钱,主要用于建廉租房,因为廉租房的成本是最低的,那么公租房的面积比廉租房的大,所以它花的钱更多,我觉得一套公租房可能可以做1.3套或者1.5套的廉租房。钱主要是中央出一部分,地方出一部分,廉租房地方建,每一平米中央财政补助700元钱,这样在一个县城应该就够了,每一平米千把元钱,这样就可以提供给低收入。这个钱中央地方一起出,如果有可能的话五五分成,中央出大头或者地方出小头。

　　主持人: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点？

　　叶青:他有的地方集中谈到五化放在一起谈我觉得非常好,中国的问题,规范起来五化化得不够,五化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我们可以说任何问题都是因为这五个方面没有做到位,这个给我记忆特别的明显。比如讲到三农问题,三农开支九千八百亿,比2010年增加一千三百亿。还谈到农民工问题,明确指出够条件的,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民工要落户,那么没有达到落户标准的,要从就业、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方面提起。这么明确地提出来是不多的,给政府很大的压力。

　　还有公车。中国的财政怎么公开,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办了什么事,花了多少钱,我想这几个方面都有新意的。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呢？

　　叶青:平均每个人加一岁,中国人很多,老年人10%,我们进入老年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了。要做到这一点以健康为前提,老年人的健身,健身场所的建设,这方面多花钱,看病就可以少花钱,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增加健身方面的投入,定期进行体检,早一点发现一些病,有的病像癌症在初期可能非常地简单,但是时间长了可能就要出问题。

　　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消息一个学校的学生感觉到不舒服一查,已经到了白血病的晚期,住院住了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早期没有发现。现在我觉得要健康,就要知道我健不健康,现在要增加体检,不能够走过场,按我这个标准每年体检一次,处级干部是两年体检一次,我们说老百姓或者没有单位的,基本上没有体检。我建议各级政府拿一笔钱免费体检,虽然花一点钱可能这个钱应该由医保来出。因为花钱体检又发现了一些小的病,把它治好了就不用花大钱,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有这样几个措施很重要。

　　主持人:来自各省市地方两会制定的11年GDP增速目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20个省市区调低了增速的预期,八个是不变,只有三个是调高了,您对此是怎么评价的？

　　叶青:这可能是受中央的影响,因为国家把它定到了7%,如果中央定到9%,那可能地方不一定会调这么低,因为我们知道全国8%,9%,地方一般都会上浮3%,大部分都是3%以上,所以全国的数字一调整他们明显也要调,否则的话太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