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起义的新军士兵仓促上阵，在武昌城打响的那第一枪，竟令大清王朝土崩瓦解，盘踞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自此终结。是什么力量让屡败屡战的革命党人起义在这次有了结果，除了军事，教育功不可没。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年初，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此刻也意识到了导致他们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教育。于是，就在那一年的6月，一次旨在“教育改革”的“中央教育会议”召开了。这是一次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冲突的焦点在于“小学再不再设读经讲经课”。其实，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维新派就设报馆，兴学校，著书翻译，积极倡导西学启蒙教育。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勾画了理想的教育图景，梁启超则直言：“中国之衰乱由于教育之未善”，“今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社会变革的要求终于促成了清政府在1904年1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此虽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校教育系统，但仍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如此课程设置显然不适于新式学堂，市面上各种新式教科书纷纷面世，其中尤以张元济等修订的，于1904年2月正式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材》最为抢眼，辅一出版就翻印30多次，发行总量达一亿册。之后蔡元培、张元济等又编写了《最新修身教科书》，开始引入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自此新式学堂、新锐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此，才有了武汉新军那仓促一枪，却彻底击垮了满清王朝的无敌力量。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广民智”的目的并未实现，“民”依旧愚昧，旧传统依旧强大，连康梁也褪变成了保皇党。中国的教育正任重而道远。10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学校已然现代了，课程已然现代了，学生也早已现代了，但我们的教育呢，离现代还有多远？近来网上疯传一段微博，叫《别人家的孩子》：有一种生物，从不玩游戏，也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有个有钱的男友，研究生和公务员都考上了，一个月七千工资，会做饭，会家务，会八门外语，上学在外地一个月只要400生活费还嫌多。嗯，我怎么是最差劲的……此微博一出，引起微博迷们热议，纷纷表示和这个“自家的孩子”感同身受：从小在父母这种“对比”下痛苦地长大。在此不说家长的盲目攀比，单是这位楷模“生物”所令人羡艳的“优点”中除了物质，却见不到一点德行和精神，就真真的令人悲哀，令人对中国的教育生出几多忧虑。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讨论到“教育改革”问题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直言：“中国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忽视了培养有道德的人。如果取消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可能国人的知识水平有所降低，但道德水平绝对大大提高。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

　　除去“作文”变成了“作伪”，“做人”变成了“做题”，现行教育的另一大戕害还在于败坏了孩子们的读书兴趣和读书方法，把读书变成了背答案，把思考变成了应考，把上学变成了敲门砖。我们已经不愿、不会、不习惯读书了。近年来国内多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有阅读习惯的国民只占5%左右，平均每人每年阅读约4.5本书，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实用性、工具化倾向；而与此同时，犹太人每人每年约读64本，俄罗斯人读55本，美国人读50本。目前，大陆数百家出版社一年的出版总值跟欧洲一家出版社的总值相当。我们的不读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常把上学等同于读书，把受教育称为念书。的确，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阅读——学习阅读和自我阅读。但是，现在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初高中甚至大学毕业生扔书、烧书、卖书的狂欢，是什么样的教育让莘莘学子们对书籍生出了如此的仇恨？学人余世存说，阅读是提高我们生命质量的最佳途径，是保持、涵养、发展我们文明的方式。没有阅读，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生命的密度、深度、强度，今天的中国人更应通过阅读成就自己的生命。

　　阅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岂止是个体生命的升华，它也是民族变革与发展的动力和依靠。回望100多年前，革命先觉们办报馆，译西学，著宏文，《天演论》、《原富》、《论自由》等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论著，无疑成为一代中国精英的思想启蒙，为日后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再把目光转回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老三论”、“新三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特别是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无不成为开启民智，推动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

　　而今，我们仍处在社会转型期，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依然是时代的主流，在向着实现民族复兴宏伟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教育依然担负着开启民智，引领时代的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这句遗言，如同《国歌》中那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样，长久、永恒。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