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约会（2012年3月2日，两会手记之二）

——向着教育的春天

每年的两会，格外忙碌。固定的论坛，媒体的轰炸，朋友的见面，在此间穿梭而行。有的是非常重要的活动，有意义，也值得参加；有的是友情出场，为朋友“站台”当“捧客”。

早晨5点起床，按照常规发微博。家中宽带由于新搬家还未安装，用无线上网，速度较慢。

上午9点去上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2011年教育黄皮书》发布会和2012年教育政策建议讨论会。这也是一个传统项目，长江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周洪宇教授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湖北民进的主委。他领衔的研究院每年3月2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行这样的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品牌。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教育经费4%的落实问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先生、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任、中国教育报总编翟博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程方平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郭戈等参加了会议。因为后面有活动安排，在周洪宇介绍了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年度建议建立教育投入的保障措施以后，主持人让我第一个发言。针对长江教育研究院提出到2020年应该把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5%-5%的问题，我提出，首先应该维护和巩固4%的成果，不宜马上提4.5或者5%的新目标，因为从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提出4%的目标，经过了20年的时间才实现，财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占了公共支出的很大部分。针对如何保证4%真正落在实处的问题，我提出首先应该明确和统一4%的内涵和标准，既然4%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就需要研究一个国际的标准，哪些经费应该统计进来，哪些经费不能够作为教育投入等，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目录，上下口径统一。其次，应该建立教育经费的公示制度，公开透明，是保障教育经费落实的有效措施，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把4%执行情况写入。针对长江研究院提出呼吁人大立法，制定《教育投入保障法》的问题，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了要制定《学前教育法》、《学校法》等6部法律，同时修订5部法律，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本届人大五年，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一部教育的法律，唯一列入立法计划的《职业教育法》修订，今年能否通过，仍然不乐观。

10点半与会中央组织部的王建国部长等，代表会中央以及严隽琪主席、罗富和常务副主席去看望原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怀西。张主席退休以后依然忙碌，在全国各地调研。他担任了国土资源经济学会的会长等社会职务，继续建言谋策，可谓退而不休。

下午2点参加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办的春天的约会沙龙《向着教育的春天——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年》。李君如、迟福林、景天魁、孙霄兵、姜岚昕、张杰庭、娄源功、周洪宇、王健等先后就变迁与挑战、市场的力量、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等进行了交流。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发言中提出，2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矛盾、大意见。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于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忽视了。教育总是要有一个目标的，教育的内容、手段、方法总是围绕目标展开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教育就无法展开。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从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尖锐而深刻。

我在发言中就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从恢复高考开始，我们见证了中国教育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其中有不少是民主化科学化的典范。如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就是听取了一些大学校长和知识分子的建议以后，实行的重大教育政策。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采纳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多次建议、提案，吸收了包括苏州在内的一些城市的试点经验，及时作出的决策。

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更是民主化科学化的典范。认为决策的关键是程序的规范。据完全统计，《规划纲要》自启动到正式颁布，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先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800余次，直接参与调研、座谈、讨论的海内外专家和各方人士有35000余人次。在文本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区、市）教育厅（委）、部分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企事业单位等660多个单位，1800余名专家、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部门负责人、企业界人士以及海外人士共提出意见建议6100多条。起草组先后召开各类会议近300次，在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文本稿反复讨论、认真推敲、精心修改，前后正式进行了40多轮大的修改。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到审议定稿，教育规划纲要文本充分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前后修改约400多处。

我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如果系统分析一下近年来我们出台的各种教育政策，就不难发现，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下遗憾。如撤点并校政策、免费师范生政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补助政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政策、高校新校区建设政策等，就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如去年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校车安全事件，就与农村“撤点并校”有一定关系。虽然撤点并校的本意是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农村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但在“撤点并校”过程中，存在部分地区存在操作不当，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交通等跟不上等问题。少数地方一刀切搞“小学进镇”、“初中进城”，所以，撤点并校不仅产生了校车问题，也对农村的教育文化生态产生了影响。

如何保证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我认为是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重要教育决策，应该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与群众听证制度，应该有小规模的实验，应该选择不同环境进行试点。不能够因为领导的指示或者媒体的舆论，匆匆决策；不能一窝蜂、一刀切等。

晚上6点在中央统战部参加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与各省统战部长的联谊活动。
　　　　　　　　　　　　　　　　　　　　　　　　　　  （责任编辑：吴宏英）